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活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后一年開始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開端，它促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革命知識分子與工人群眾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及其助手青年團的創立作了準備。馬列主義在青年中的廣泛傳播，為建團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在斗爭中鍛煉出一批革命青年，為建團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使建團有了直接的領導。
各地共產主義者在建黨過程中，開展建團活動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前，各地共產主義者在建立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小組的過程中，先后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
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小組首先建團。一九二○年七、八月間，陳獨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們除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指導各地建黨外，還進行了建團工作。它派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震瀛）、葉天底、金家鳳等八個青年一起，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建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①。俞秀松擔任書記。
這時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進步青年對舊社會不滿，懷著愛國熱情，脫離家庭，離開學校，到上海找《新青年》雜志社的陳獨秀和《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主編邵力子，謀求出路。上海團組織便從中發展了最早的一批團員：羅覺（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李中、李啟漢、任作民、王一飛、許之禎、傅大慶、粱柏臺、卜世畸、袁達時、彭述之、柯慶施、廖化平等。到一九二一年初，團員發展到二百余人。少共國際東方部書記谷林稱贊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②
為了培養革命骨干，選派青年赴蘇俄學習。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社址就在團的機關——新漁陽里六號（今淮海中路銘德里北六號）以公開辦學的形式，掩護革命活動。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擔任校長，俞秀松任秘書，威經斯基的夫人任俄語教員。一九二一年春，這個學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團員分三批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其中有劉少奇、羅覺、任弼時、肖勁光、何今亮（汪壽華）、王一飛、傅大慶、彭述之、許之禎、粱柏臺、卜士畸、柯慶施、華林等。
上海青年團建立后，便向各地共產主義者寄發團章。聯絡各地發展組織，建立青年團。各地在建立團的組織過程中，同上海團組織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一九二○年十月，北京早期共產黨組織成立后，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也積極進行了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到十一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③。它的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大學學生會辦公室舉行。到會團員約四十人，其中主要有鄧中夏、張國燾、高尚德（高君宇）、羅章龍、劉仁靜、何孟雄、繆伯英（女）、朱務善、黃日葵、李駿、范鴻劼、吳汝明、周達文、鄭振鐸等。會議公推高尚德為書記④。北京黨小組的成員幾乎全部成為青年團員，有的還擔任青年團的領導職務。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青年團在北大二院召開第四次會議，到會有李大釗、張國燾、高尚德、劉仁靜、羅章龍等二十五人。李大釗在會上指出：“本團事務日漸紛繁”，茲擬設立一個事務所及籌備油印機。使總機關成立，以利辦理。”會議同意了這一建議，并決定實行執行委員會制度。會議選舉了李大釗、高尚德、張國燾、劉仁靜、鄭振鐸等十一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公推張國燾為書記委員。這時團員五十五人⑤。
北京黨的工作在李大釗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得很活躍，注意聯絡各校進步學生，發展組織，舉辦勞動補習學校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團在北京工人運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同時，北京黨、團組織還幫助其他地區，如天津、唐山、濟南等地建立黨、團組織，對中國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湖南，一九二○年十月，毛澤東接到上海、北京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后，就在長沙開始了建團工作，一九二○年底團正式成立。當時最早發展的一些團員，多半是參加過革命斗爭、經過五四運動考驗的一些新民學會會員，以及一些進步的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如彭璜、肖錚、陳子博、彭平之、唐鑒。毛澤東擔任團的書記。
毛澤東在建團過程中，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據一九二○年長沙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的日記中記載：“十一月十七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并托我代覓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又囑張文亮“多找真同志”⑥。
毛澤東在建團過程中，還十分注意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青年，特別是教育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長沙青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相當嚴重。湖南“勞工會”的領導人黃愛（又名正品）、龐人銓，經過毛澤東的耐心啟發幫助，從信仰無政府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入團以后，他們更加積極地從事工人運動，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動軍閥殺害。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發表文章，稱贊他們是“好團員”，是“中國無產階級最能奮斗的指導者”。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教育團員到工農當中去。毛澤東自己以身作則，到過長沙的許多工廠，象紡織廠、造紙廠，而且還到鐵路工人、搬運工人中去了解情況，同他們交朋友。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期間，毛澤東派出了一批重要黨團骨干去工人中間做工作。派李立三、劉少奇、郭亮、毛澤民、毛澤覃等到安源、到粵漢鐵路工人當中去開展工作，去發展黨團組織。在各地早期團員當中，多半是學生，但是湖南工人團員比較多，這和毛澤東同志的這種建團思想是分不開的。
武漢地區在一九二○年秋，由董必武、陳潭秋等建立了“共產黨支部”后，也著手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建團以董必武創辦的武漢中學為重點。吸收其他各校的先進青年學生參加。十一月七日，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召開第一次組織會議。李書渠報告了成立團組織的宗旨，通過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章⑦。青年團每星期開一次會，每次都有宣傳作用的報告，有詳細的記錄。向中央報告。另外，武昌青年團組織還和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長沙等處青年團組織保持聯系，互相通報，交流經驗⑧。當時武漢黨的組織對團員青年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抓得很緊，陳潭秋就經常給團員和青年學生作報告。講述馬克思、列寧的生平和學說，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⑨。
廣東青年團組織開始建立于一九二○年八月，由于這時沒有確定信奉那種社會主義，團員中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大家思想不一致，工作難于進行，后來團的活動便停止了。一九二一年一月，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通過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三人重新組織廣東“共產黨”，并即公開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一年十月，又按照上海團的要求，以研究和實行馬克思主義為青年團的宗旨，進行改組，重新登記團員。一九二二年一月召開了第一次團的籌備會，團員到會有五十八人；二月開第二次籌備會時，團員已達到一百四十人。經過認真籌備，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廣州東園召開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正式成立大會，公開建立了全省統一青年團組織⑩。這時團員已有五百余人。早期團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劉爾嵩、阮嘯仙、楊匏安、馮菊坡、周其鑒、羅綺園、林祖涵、梁復然、張善銘、楊章甫、彭湃、郭瘦真等人。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既是黨組織負責人，也是團組織的領導人。另外，阮嘯仙、楊匏安、劉爾嵩、羅綺園、周其鑒等都先后擔任過團的領導工作。
早期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團體，但那時團內成份是很復雜的。他們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也有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還有信仰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各人信仰不同，遇到問題，往往意見不一致，使工作無法進行，加上經費、人事變動等原因，在一九二一年上海、廣州、武昌等地的青年團，都曾暫時停止過活動。只有到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派人加強團的領導，團的組織才又恢復和活躍起來。
各地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一九二○年成立之后，積極參加了馬列主義的傳播工作，向廣大青年工人、學生傳播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并結合他們的具體情況，介紹關于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為建黨起了一定的思想上的準備作用；在組織上積極吸收和發展青年工人和學生中的優秀分子入團，為建黨準備了后備力量。黨正式建立的時候，有一批優秀的團員首先被吸收入黨并成為各地建黨的骨干。任弼時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曾代表黨中央對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說：一九二○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對建黨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作用。”
黨正式成立后，加強對團的領導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正式成立。黨正式成立后，使中國革命和青年運動邁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黨的“一大”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黨的預備學校問題，決定了吸收優秀團員入黨的辦法（11）。“一大”后中央和各地黨組織，派了大批黨員去恢復和加強團的工作。
一九二一年八月，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少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張椿年（即張太雷），從蘇聯回到上海。根據少年共產國際對中國建團的指示，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意見，由張太雷主持，開展了團的恢復和發展工作。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黨中央局發出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切實注意青年運動，對青年團組織要“依新章從速進行”（12）。
在恢復和發展青年團組織的工作中，吸取了一九二○年建團的教訓，注意了團的思想建設，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重新制定的團的臨時章程中，明確規定社會主義青年團“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改造及擁護青年權利為宗旨。”一部分原來的團員因為信仰上的分歧，離開了團；一部分人則轉變立場，接受馬克思主義，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使團的成員不再象過去那樣復雜。同時，為了加強領導，臨時章程還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13）。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創刊。創刊號至第三期由北京團組織主辦，鄧中夏、劉仁靜主編。第四期起遷往上海，改由團的臨時中央局主辦，施存統主編，蔡和森、高尚德等也參加過編輯工作。（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從第八期起轉歸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出版，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五日停刊，共出版二十五期。）《先驅》努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創刊號上最早譯述了列寧向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熱情宣傳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思想。《先驅》同基爾特社會主義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揭露了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從伯恩斯坦修正主義武庫中“偷竊”來的。《先驅》出版專刊“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號”，為廓清帝國主義奴化思想作出了貢獻。《先驅》還用了較大的篇幅探討和研究有關中國革命和青年團的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總之，《先驅》出版，對擴大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影響，加強對團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統一全團的思想，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于黨的重視和幫助，由于信仰一致、思想統一，所以團的組織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召開團“一大”時，全國已經建立團組織的地方有十七處：上海、北京、武昌、長沙、廣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慶、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會、肇慶等。分布在江蘇、河北、湖南、湖北、廣東、安徽、浙江、廣西等省，團員達五千多人。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隨著各地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迅速發展，迫切需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和鞏固自己的組織。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臨時中央局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理書記”名義，發出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臨時中央局說明急于召開全國大會的理由是“議決正式章程，組織正式中央機關，以聯絡統一全國S·Y運動”（14）。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卡爾·馬克思誕辰一百零四周年紀念日這一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隆重開幕。
大會選在馬克思誕辰紀念日召開，是有它重要意義的。這是公開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組織。
由于這次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開幕式，是同馬克思誕辰紀念大會和歡迎全國勞動代表大會一并舉行。因此，出席大會的除來自上海、長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杭州等十五個地方團的二十五名代表：蔡和森、鄧仲澥（即鄧中夏）、張椿年、方國昌（即施存統）、俞秀松、易禮容、許白昊、譚平山、譚植棠、王振翼、陳子博、莫耀明、樹彝、呂一鳴、王仲強、金家鳳、張仲毅、張繼武、張紹康、梁復然、陳公博等，以及外國二名代表外，還有全國勞動大會代表和來賓，共一千五百余人。會議首先由張椿年致開會詞，接著，有來賓、勞動大會代表和團員代表等十六人，發表了演說。少共國際代表達林，也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演說。
大會開了六天，舉行了八次會議，連日聽取了施存統作的臨時中央局和上海團的情況報告，以及各地代表譚平山（廣東）、鄧中夏（北京）、易禮容（長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團的情況報告，并且討論通過了六個議案，即：《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青年工人農人生活狀況改良的議決案》、《關于政治宣傳運動的議決案》、《關于教育運動的議決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各團的關系之議決案》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國際青年團之關系議決案》。
在團的綱領中，確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青年無產階級的組織”，它的奮斗目標是為在中國建立“一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和禁止不勞而食的初期共產主義社會。”團的綱領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第一次明確提出“鏟除武人政治和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即反對封建軍閥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要求。
團章規定：“凡十五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之青年，承認本團綱領及章程，并愿服務本團者，皆得為本團團員。”
大會一致同意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少共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這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一開始就堅決地站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方面，站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一邊，是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最后，大會在五月十日晚上，以無記名投票、過半數當選的原則，選出了高尚德（高君宇）、方國昌（施存統）、張椿年（張太雷）、蔡和森、俞秀松五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方國昌（施存統）被推選為書記。
這次大會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上有重大意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實現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完全統一，使之真正成為綱領明確的全國性的青年組織。從這以后，作為黨團結教育青年的核心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黨的領導下，帶動廣大青年，參加偉大的人民革命斗爭。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
正當國內建立黨、團組織的時候，一九二一年底與一九二二年初，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等醞釀籌建“中國少年共產黨”。一九二二年四月，趙世炎兩次給陳公培（當時上海共產黨小組的成員）去信，寫道：“歐洲方面決定成立一個‘青年團’（大約一月以內可以完成，因為現在開會地址很難覓）。”“我今天正在忙返，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擬去蒙達里、里昂、淮也兒等處繞一遍，完全為青年團事。”這時蔡和森、李維漢等組織有“工學世界社”，李維漢要以“工學世界社”名義加入（蔡和森這時已回國），而趙世炎不贊成。他在給陳公培的信中說：“我意即在初步嚴格取人之意，要求他們取個人行動……”這就是說，不能以團體名義加入，而要個別地吸收優秀分子。后來，李維漢等也同意了。
經過醞釀籌備，中國少年共產黨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在法國巴黎郊區布倫森林中的一個小廣場上開會成立。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共有十八人，代表三十八個成員。十八名代表中有：趙世炎、李富春、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劉伯堅、袁慶云、王靈漢、李慰農、鄭超麟、尹寬、任卓宣、余立亞等（15）。會議開了三天，由趙世炎主持。經過討論，決議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任書記，周恩來任宣傳委員，李維漢任組織委員。
少年共產黨成立不久，得知國內已經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于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便在十月召開大會，經全體總投票，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十一月二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寫信給團中央，“我們愿附屬于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之部。”此信由李維漢攜帶回國，并委派李維漢為旅歐少共的代表，向團中央正式接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黨中央寫信給他們，指示他們“依中央第十次會議議決國外組織的辦法加入青年團”。這個期間，率領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陳獨秀也回信，建議他們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將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郊外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四十二人，代表團員七十二人。大會由趙世炎主持，經過討論，大會正式通過把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明確宣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團上級機關”。大會還討論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之部的團章和其他議案，選舉了新的執行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尹寬負責“共產主義研究會”，汪澤楷任“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肖樸生任“華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任卓宣任“出版委員會”主任。
這次會議不久，他們收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正式同意他們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信，大家非常高興。周恩來在向團中央的報告中豪邁地說：“我們現在已正式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旅歐成員了，我們已立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之下，我們是何其榮幸？”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建立以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出版了《少年》月刊，到一九二三年底共出版十三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少年》改成《赤光》半月刊。現在見到的《赤光》第三十三期，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以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的名義共同發行。這個刊物在加強黨團員的馬列主義教育、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批判錯誤思潮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旅歐的黨團組織，在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聶榮臻、鄧小平、傅鐘等同志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開始只有三十多人，一九二三年增到七十二人，一九二四年就發展到二百多人。許多人回國后成為黨團組織的重要骨干。
（載自《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建問題論文集》共青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1984年編印，作者鄭洸 羅成全）
注：
①見《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6、7期第30頁注19。
②見《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一集第99頁。
③見《青運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第10頁。
④見劉仁靜：《回憶社會主義青年團》；羅章龍一九五七年談話。
⑤見《青運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第10～11頁。
⑥見《青運史研究》，1981年第7期第3頁。
⑦《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2集第222～224頁。
⑧包惠僧：《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
⑨《中國共產黨的的創立》，河北人民出版社。
⑩譚平山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上答詞。原載《青年周刊》第4本第3版，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11）李達：《七一回憶》，載《七一》雜志創刊號，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出版；陳模：《董老的囑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青年報》。
（12）見《“一大”前后》（一）第25頁。
（13）見《先驅》第5號，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14）見《青運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20頁。
（15）見《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年第23期第2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