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掃除了民族壓迫制度，各民族共同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間的共同因素在不斷增多，但民族特點、民族差異和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發展上的差距將長期存在。社會主義時期不是民族消亡的階段，而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時期。做好現階段的民族工作，必須深刻把握這一客觀規律，大力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

    一、引導我國各民族共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之初，多種落后的經濟社會制度并存于民族地區。當時，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約有3560萬，大體處于四種社會形態：有的社會結構和漢族地區相同或基本相同，封建地主經濟占統治地位；有的剛剛擺脫封建領主制，處于地主經濟不發達的階段；有的仍然保留著封建農奴制或奴隸制；還有的處在原始公社制度的末期。同這些發展很不平衡的經濟社會制度相適應，民族地區的政治制度非常復雜。內蒙古地區的盟旗制度。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僧侶貴族專政制度。大小涼山彝族地區的家支制度。四川、云南、貴州、廣西、新疆和青海等一些民族地區的千百戶制度、土司制度、頭人制度、山官制度、伯克制度等。民族地區存在的各種落后的經濟社會制度，嚴重地束縛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緩慢的社會根源。不進行社會改革，少數民族就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權利，不可能實現發展進步，更談不上躋身于先進民族的行列。

    在開展民主改革的過程中，鑒于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黨和政府制定了“慎重穩進”的方針，根據各民族各地區不同的情況，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步驟和具體政策。分為六種情況：一是在與漢族地區社會發展基本相同的少數民族農業區，采取了和漢族地區土地改革大體相同的辦法。二是對處于封建農奴制的地區，采取和平協商的方法。三是對處在奴隸制的涼山彝族地區，主要采取廢除奴隸主的特權，分配他們多余的土地，征購他們多余的耕畜、農具、糧食和房屋，一般不算老賬、不挖浮財、不退押金等更溫和的和平改革辦法。四是對保留著原始公社殘余的民族地區，采取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辦法。五是在少數民族牧區，實行“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政策。六是廢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剝削制度。這項改革大體上于1960年完成。通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階級剝削制度，廢除了封建特權，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翻身解放，真正成為新社會的主人。

    民主改革完成以后，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民族地區開展了對農牧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方面，積極引導和組織少數民族農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一是組織各種形式的互助組，在不改變個體經濟所有制的條件下開展生產互助。二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試辦和推廣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三是在初級社的基礎上試辦和推廣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7年，除西藏以外，民族地區基本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畜牧業方面，一是對個體牧民經濟，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把分散、游牧的經營方式逐步改造成為合作化的社會主義畜牧業經濟。二是有計劃地對牧主經濟采取類似對城市資本家的贖買政策，主要以公私合營牧場的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8年底，除西藏外，大部分民族地區的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手工業方面，通過手工業合作社、供銷生產合作社和供銷生產小組等多種形式把手工業者組織起來。在私營工商業方面，民族地區同全國一樣，是通過由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形式，采取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實現的。通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各民族共同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為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創造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條件。

    由于西藏情況比較特殊，中央在西藏民主改革問題上非常慎重。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但是，當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采取各種手段反對改革，最終在1959年3月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鑒于西藏情況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適時提出，結合平叛斗爭，在農村、牧區和寺廟進行了民主改革，封建領主占有制、寺廟的各種特權等被廢除，宗教信仰自由等得到保護。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根據西藏的實際和特點，穩步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到1975年，西藏基本完成了農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76年，又完成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的社會改革，寫下了人類廢奴史和社會進步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為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西藏的光明未來奠定了根本基礎。

    二、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之間的共同因素不斷增多

    民族間的共同因素就是通過民族交往，各民族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共同性。從全世界來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共同性增多是普遍現象。民族間的共同因素不斷增多，是民族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

    社會主義時期我國各民族間共同因素的增加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共同推動了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在長期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中，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融也是不斷發展的，還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民族遷徙流動也是不斷進行的，形成了各民族交錯居住的局面；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民族間和親通婚也經常出現；各民族之間很早就形成了經濟、文化上的互補互濟和互相依賴的關系。近代以來，各民族在反對帝國主義、捍衛祖國統一、抵抗外來侵略的斗爭中表現出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空前加強。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各民族間共同因素的增加奠定了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以后，通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廢除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制度，各族人民成為新社會的主人，各民族之間建立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新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各族人民的國家主人翁意識不斷強化，民族團結局面不斷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各民族的共同信念和追求。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各民族間共同因素的增加提供了物質條件。六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的社會化，帶來了各民族人口空前的大流動。大批漢族人口進入了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口也大量進入內地漢族集中的地區，各民族經濟上的交往極大深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民族間、地區間進一步加強了緊密的經濟技術合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使民族之間、區域之間經濟交往的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各民族在生產、流通和交換領域的聯系日益密切，經濟發展和經濟生活各方面互惠互利，我國各民族“三個離不開”的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鞏固和發展。

    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為各民族間共同因素的增加創造了文化環境。經濟上的密切關系，政治上認同感的增強，必然促進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學習和交流。各民族群眾在廣泛交往中，激發了相互學習語言文字的強烈需求，漢族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學習漢語已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各民族的文學藝術方面的相互借鑒、吸收的趨向也日益明顯。現代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進一步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廣泛傳播。與此同時，各民族日常生活方式的共同因素也在不斷增加。

    三、社會主義時期民族之間的差異和發展差距將長期存在

    在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之間的共同性越來越多，但并不意味著民族特點和民族差別就會完全消失。比如，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區發祥的藏族，與在亞熱帶繁衍的傣族，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帶的以畜牧業為生的蒙古族和哈薩克族，與發源于中原大地的主要從事農業的漢族等，無論地域環境還是生產方式、風俗習慣等都有很大差別。這些差別反映了不同民族生存環境和發展過程的差異，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和群眾基礎，絕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

    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差距會長期存在。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社會生產力更加落后，農業牧業人口占的比重更大，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的束縛更深，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更高，科技教育文化的水平更低，計劃經濟體制的色彩更濃。漢族人口較多的東部地區和少數民族人口比較集中的西部地區，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差距較大，有些方面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同時，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在教育、科技、衛生、體育、文化等各項社會事業上，與發達地區都存在明顯差距，實現漢族與少數民族、漢族地區與民族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需要付出長期而艱巨的努力。在較長的時間內，還不可能完全消除客觀存在的發展差距。

    社會主義時期民族之間的差異和發展差距將長期存在，這就要求我們在開展民族工作時，必須克服兩種片面性：一是不能忽視各民族發展進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歷史、傳統、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特點和差異。對這種特點和差異，我們要充分尊重、理解，不能人為地夸大或縮小，更不能人為地消除。二是不能任由各民族發展進程中由于歷史、社會、生存環境等方面的差異所形成的發展水平差距持續拉大。對這種差距，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努力縮小和消除。同時，還要看到，舊社會在民族問題上的遺毒不可能短時期內完全消除。歷史上形成的民族歧視的錯誤思想和觀點，會不同程度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因此，必須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權利，努力縮小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大力促進各民族的團結合作和相互交流，實現民族關系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

    四、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時期

    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共同性的因素逐漸增長，但民族并不會融合消亡，而是得到充分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第一，社會主義為每一個民族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優越條件。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通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各民族的經濟社會事業不斷發展，自身素質得到提高，民族優點和特點得到充分展現，也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繁榮注入強大活力。第二，社會主義為各民族之間的互助合作提供了良好環境。建設民主、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需要各族人民的共同奮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也由各族人民共同享有。各民族參與國家建設的熱情得到充分調動，民族之間、區域之間進一步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成為大勢所趨。第三，社會主義為各民族的相互學習提供了廣闊前景。社會主義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平等、團結、互助、和諧是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基本特征。在平等、和諧的環境中，各民族既愛護、發展自己的文化，又尊重、欣賞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在相互學習借鑒的基礎上，創造更加豐富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

    社會主義時期不是民族融合消亡的時期，而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時期。這是中國共產黨對現階段我國民族問題發展規律的基本判斷，也是開展民族工作的基本依據。我們在這方面也曾經有過深刻的教訓。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曾刮過“民族融合風”，企圖“一步登天”邁入共產主義，鼓吹“都社會主義了，還什么民族不民族”，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當做“四舊”來批判。結果在一些民族地區出現了違反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忽視少數民族特點，損害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的問題，對民族關系造成嚴重破壞，教訓十分慘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民族工作的撥亂反正，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得到恢復和發展。事實告訴我們，民族政策必須符合民族發展的客觀規律，任何超越民族發展階段的做法都將是拔苗助長、事與愿違。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還需要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各民族將獲得更加充分的發展，同時也將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社會主義社會既不應當強調民族差別，也不應當強調民族融合，而是應當強調民族之間的團結和親近，強調共同發展。

    五、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努力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

    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根本立場。新的形勢下，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對于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第一，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不協調的狀況仍未改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在民族地區。沒有民族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沒有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因此，必須把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來抓。第二，這是鞏固和發展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只有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才能使民族平等真正落到實處，使各民族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維護，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同時，國際敵對勢力絕不會放棄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對我進行顛覆破壞。我們必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才能為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提供堅實的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第三，這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在我們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爭取包括少數民族群眾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只有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使各族人民真切感受到國家發展的實惠和成果，才能始終把各民族緊密團結在黨的旗幟下，才能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磅礴偉力。

    通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是現階段我國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務，貫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乃至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解放和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生產力。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依法保障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各項合法權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維護祖國統一。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繼承和發揚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努力提高各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我們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民族地區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各民族和衷共濟、和睦相處、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