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3日，國家人口計生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改革開放與人口發展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各位嘉賓大家好，我演講的題目是《人口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
長期以來，在中國經濟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也形成了“以GDP論英雄”的偏向。近年來，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同時，人們從理論上開始詢問：第一，GDP一個指標足以概括人類發展的全部需要嗎，換句話說，GDP足以解釋人類發展的所有維度嗎？第二，傳統上解釋GDP增長的那些因素真的足以囊括經濟發展的全部要義嗎？本文從人口發展的角度，借助人類發展指數（HDI）這個新理念，嘗試回答上述問題，并探討人口政策對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作用和貢獻。
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幾乎把所有的智力努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以人均GDP衡量的經濟增長上面，相關的政策建議也都在于尋找那些能夠提高資本積累的因素。即使經濟學家越來越強調人力資本的作用，但是，也是把諸如教育、培訓和健康這些提高人力資本的因素，以及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作為手段和工具研究和觀察，而忽視了人作為發展的目的，因而，即使經濟學越來越關注人力資本，卻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因找不到有效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途徑，而在實踐中顯得蒼白。另一方面，單純的GDP增長并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以及人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關系。不能妥善解決好這些問題，經濟增長最終也難以實現又好又快，科學發展也將流于口號。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從直接關注人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到人與資源、環境的協調，以至越來越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走出了一條特殊的經濟社會全面發展道路，成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來源方面。例如，最初黨中央每年召開的人口工作座談會，被提高到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層次，在科學發展觀形成中是一個重要的標志。由此中國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開創了政府以人為本，以人口發展的可持續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特有實踐。解決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要全社會所有領域共同的努力。
從觀察人口發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的角度，人類發展指數是一個可供借鑒的重要指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于1990年出版首卷《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出該組織看到了以人為中心的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需要。該報告把收入水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以出生時預期壽命代表的健康水平和成人識字率和毛入學率構成的教育水平結合起來，構造的人類發展指數（HDI），與傳統上單純使用GDP相比，在衡量人類發展成就方面要更為全面。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中國在全國城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其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此，中國的生育率開始了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較低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主要表現是，人口數量得到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后，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總和生育率為1.8左右，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
這個成就不僅是控制了人口數量，更主要的是在上述諸種要素方面的改善，幫助促進了中國的人類發展。即無論是從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幾個角度，都反映了人口發展的成就，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人類發展指數的提高。此外，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世界排位始終優于人均GDP的排位，標志著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就。下面，我們分別從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教育水平提高和健康水平提高等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要素的貢獻角度進行考察。
二、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在較早的人口學和經濟學文獻中，關于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主要著眼于人口總量或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而關于人口轉變的討論，也僅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總量的層面上。在這些討論中，人們把人口發展納入了經濟發展的視野，是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實踐的一項重要貢獻，豐富了人類對于發展的認識。但是，這個認識還不是全部。在某種程度上，它忽略了經濟發展與人口結構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口轉變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特征的變化。
隨著大多數發達國家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繼完成了人口轉變，人口學家開始觀察到這個轉變所導致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從而人口結構變化首先被納入研究的視野。進而，經濟學家又觀察到伴隨著人口轉變而發生的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及其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影響 。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作為二元經濟結構主要特點的勞動力無限供給，通常與人口轉變有關。在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經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階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和時間差，相應形成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撫養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具體來說，在死亡率下降與出生率下降的時滯期間，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處于上升期，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比例相應提高。隨著生育率下降，經過一個時間差即大約20年的時間，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例開始上升。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導致人口增長率趨于降低，隨后逐漸開始人口老齡化。由此分別形成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先上升后下降兩條繼起的變化曲線。
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人口政策共同推動和加快了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由于改革開放期間與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相重合，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人口）規模大且不斷增長。勞動年齡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一方面保證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充足勞動力供給，另一方面意味著人口負擔輕，經濟剩余多從而有利于達到和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因此，更加具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由此形成的這種人口紅利，通過資源配置機制的改革得以釋放，并且通過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作為比較優勢得以實現，從而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的過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
根據我們的計量模型結果，如果用人口撫養比，即16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來表示這種人口結構因素的話，在改革開放期間，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長率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總撫養比下降了20.1%，推動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同期人均GDP增長速度在8.6%左右，其中撫養比下降的貢獻為26.8%，即由于人口撫養比的下降，人口因素對改革開放期間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4（Cai and Wang, 2005）。由此可以看到人口發展對人均收入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的直接貢獻。
三、人口素質：數量與質量的替代
人力資本是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獲得性的技能。人力資本之所以被言之為“資本”，是因為要獲得這種資本同樣需要通過投資的形式進行積累，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共性；而人力資本之所以被冠之以“人力”是因為它和所投資的每一個人都不可分離，這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差異所在。
人力資本的概念最先由舒爾茨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其后，一大批經濟學家對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本的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經濟學家剛剛提出人力資本的時候，這一概念并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受到很大程度的抵觸。但隨著對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闡述越來越清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也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受。人力資本投資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人力資本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影響的多元性，既體現于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性，也體現于它所影響的社會經濟活動類型的多樣性。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僅僅有經濟增長尚不足以實現社會的發展，只有人的全面發展才是社會進步的最好的體現，而人力資本所包含的諸多內容恰恰體現了人的發展。近年來，人文發展更是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與重視。在發展中國家以人力資本積累為目標和途徑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被認為是擺脫貧困的基本手段。在聯合國提出的八項千年發展目標當中，涉及人文發展的指標占有5項。這充分說明，人力資本積累作為發展的目標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為世界所矚目，這其中人力資本的積累也功不可沒。198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33年，1980年的時候，比73個發展中國家的3.57年高出1.76年；到2000年時，中國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7.85年，增長了約47.28%，與這73個發展中國家增加到5.13年相比，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比這些發展中國家高出2.72年。
對改革開放后20年經濟增長源泉進行的分析表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通過人口教育素質的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份額為24%，與勞動數量投入的貢獻份額相當。近年來，隨著人力資本投資的不斷增加，勞動力的素質又有了明顯的提高，可以預期，未來人力資本的積累將是維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動力。
四、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
“健康老齡化的人口紅利”這個概念有兩個含義，第一，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來自于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比例和增長率，從而帶來的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相關的特征，人口經濟學家所謂的第二種人口紅利，是伴隨著老齡化以及一個良好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而來的，是與人口老齡化以后的儲蓄動機和儲蓄水平相關的人口紅利。
第二，由于出生時預期壽命和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老齡化然而身體健康，不啻為一種寶貴的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因此，這里所能看到的是從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觀察的人口紅利。
我們觀察到的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即老齡化而式微的增長源泉，實際上只是“第一次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勞動力豐富、人口負擔輕從而儲蓄率高，對經濟增長做出額外的貢獻。但是，在這個優勢逐漸消失的同時，我們還有機會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即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經驗、技能等人力資本，也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延長人口紅利。
首先，取得這個人口紅利的關鍵在于設計一種好的制度，使得人們不再依靠家庭養老，也不再依靠現收現付制度，而是實現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障體制。按照這種思路形成養老保障體制，就等于啟動了積累第二次人口紅利并逐漸替代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機制。就第一次人口紅利來說，當人口結構不再年輕、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時候就會消失，但是第二次人口紅利在接續了第一次人口紅利之后可以永遠持續，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其次，取得這個人口紅利要求有一個更加靈活、有效和安全的勞動力市場。在就業壓力還較大的前些年，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實際退休年齡為51歲左右 ，而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都在60歲以上。在中國，50歲到64歲年齡段的勞動年齡人口，占全部15歲到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20%。也就是說，如果實際退休年齡只有51歲的話，勞動力資源便被大大浪費了。
過去我們看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多地是從指標分母的角度觀察，而忽略了分子的特征，即人口老齡化不僅是因為相對年輕人口的減少和比例下降，還由于預期壽命的提高，即老年人活得更長壽。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和人口轉變達到新階段的情況下，出生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不僅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考慮到預期壽命的提高，增加對人的投入，可以把老年人口變得更加具有生產性，而不是成為社會的負擔。
經過三十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在控制人口數量、調整人口結構和提高人口素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與此同時，也為進一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長健康壽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隨著大人口觀的形成和人口政策更加關注對人的投資，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健康老年人口完全可以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從而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