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美兩國領導人正式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宣布了兩國各自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至28%的全經濟范圍減排目標并將努力減排28%。同時，雙方還確定了在低碳、環保、清潔能源等領域開展一系列合作項目。中美減排目標的宣布，對全球減排有何示范作用？《聯合聲明》有怎樣的重要意義？我國的節能減排目標要如何實現？2014年12月5日10時，發展改革委氣候司副巡視員孫楨作客中國政府網，與網友在線交流，并回答網友關心的問題。

    《聯合聲明》發布背景解讀

    據發展改革委氣候司副巡視員孫楨介紹，《聯合聲明》發布的第一背景是國際社會要在2015年達成一個關于氣候變化的新的協議，為此要求各國在2015年第一季度或者更早的時候宣布自己國家在2020年以后，在氣候變化方面要做出什么貢獻，等于各國都要宣布這個事情，因為《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也是宣布各自2020年后的減排貢獻。第二個背景是從我國自身來看也還要有一個治理霧霾、能源革命方面的背景，所以也需要對溫室氣體減排和能源的長遠發展有一個目標。第三個為什么是中美兩國在這個問題上發表聲明，也是因為中美兩國的合作一直強調發展務實的合作，而氣候變化也正是開展務實合作的一個領域，所以今年雙方就此進行了溝通，確定要在合適的時候發表這樣一個聯合聲明。

    中國對氣候變化所設目標既考慮對世界負責也考慮可行性

    接下來，孫楨又談到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為什么要求各國都要有一個長期的目標？這是跟全球氣候變化的形勢是有關的。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今年發布的第五次報告來看，為了控制全球升溫不超過兩度，需要各國進行更有力度的減排，這就要求世界各國對于低碳發展的道路做出長遠的規劃。我們國家最近這幾年也一直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也是在長期的深入研究基礎上才提出這樣一個目標。現在宣布是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將努力早日達到這個峰值；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另外我們還研究了中國碳強度下降的問題，還有中國森林蓄積量發展等問題。這樣一個目標既考慮到要對世界負責任，也是要做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而不是說不做任何事情就能達到，同時也考慮到了它的可行性。

    體制機制改革對實現國內2030年峰值目標非常重要

    孫楨介紹，關于實現溫室氣體以及整個氣候變化目標的路徑，應該說這些年一直在做的工作就包含了這樣的路徑，最近印發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年-2020年）》，其中就規定要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加強能源節約，增加森林及生態系統碳匯，控制工業領域排放，城鄉建設領域排放，交通領域排放，農業、商業、廢棄物處理領域的排放和倡導低碳生活等等這些方式。歸納起來這個目標是比較高的，既要實現藍天白云的目標，同時在氣候變化方面還要防止一些極端氣候事件的影響，適應氣候的變化。

    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關鍵是怎么樣把成本降低，這是需要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同時也需要企業來開展技術創新。因此，這里面的發展路徑要進行認真的設計，因為峰值的實現有一個爬升到下降的過程，最好是能夠實現一種“弧線”的轉彎，而不是造成陡升、迫降的情況。所以這個過程中政策的設計，特別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就非常重要。

    遏制畜牧業碳排放量的相關政策及下一步措施

    孫楨接著介紹說，農業的碳排放是一個很大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比例，從我國現在來講，根據印發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年-2020年）》當中我們專門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里面專門有一節提出要控制農業這方面的排放，這個規劃已經在網上公示。這里面就包括積極推廣低排放、高產的水稻品種，改進耕作技術等低碳方式，包括農產品秸稈綜合利用等等方面，我想農業對環境也要更負責任，因為農業我們也在轉向更加規模化，很多農業現在都出現了一些商業化，也有投資的，所以這些并不單純都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還要看到其中的一些變化。當然，我們的目標談的是二氧化碳，我們的農業和畜牧里面還有一些像甲烷還不是二氧化碳，我們現在所采取的主要措施還是在能源領域，因此，下一步我們還要去研究非能源領域的二氧化碳，出臺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繼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中方對于利馬會議成果的期待

    據孫楨解讀，今年年底，就是現在正在舉行的利馬會議是達成2015年協議的一個重要步驟，中國政府希望利馬會議能夠落實《巴厘路線圖》的成果，要取得積極進展，要求發達國家提高2020年前的減排力度，兌現技術轉讓的承諾，也希望公約按照既定的方向推動2015年的談判進程，中國政府支持利馬會議取得成功，希望會議還是要遵循公開透明、廣泛參與、協商一致的原則，維護多邊進程的有效性。中國認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構成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法律和道義基礎，20多年來被證明是有效的。

    氣候協議應體現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孫楨介紹，關于之后的協議應該建立在這一基礎上，遵循公約的原則架構，特別是公約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各自能力的原則等等，統籌兼顧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問題，從而加強公約在2020年后的全面有效和持續的實施，推動各國通過最廣泛的合作和務實的行動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應該看到，當前在世界南北之間的發展鴻溝是仍然存在的，2020年后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階段、國情、能力等方面仍然還會有一定的差距，未來的國際氣候協議要正視并且尊重這一客觀現實，相關的機制安排應該體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一方面世界各國都要加強行動、深化合作，竭盡全力保護氣候、做出貢獻；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確實要繼續率先大幅度減排，并且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充分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同時，發展中國家在2020年以后也應該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之下，在發達國家的支持之下，進一步加強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行動，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中國將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做出更大貢獻

    孫楨最后談到，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將根據自己的國情、發展的階段和應盡的義務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在2020年后采取更有力度的行動，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同時還會進一步加強南南之間的合作，在利馬會議的第二周會有一個中國政府和聯合國環境署、聯合國開發署一塊聯合舉辦一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高級別研討會，創造一個平臺，和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一塊商討如何加強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我們國家今年9月在聯合國氣候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特使、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宣布中國將建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所以我們也要通過這次會議研究一下在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方面如何來做，如何能夠做得更好，如何能夠真正幫到這些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司徒宇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