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各部門掌握豐富的信用信息，但大多各自為政
信用信息，不該成為孤島

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推進，可被記錄、使用的個人信用信息將越來越多，違法搭建、借書不還、長期欠繳水電煤氣費用、出租車司機繞路宰客等公共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將影響個人信用。這些信用相關信息，原來分散在銀行、法院、民政等眾多機構。目前，全國至少有上海、廣東、江蘇、福建等9個省（直轄市）正在或已經建立由政府部門牽頭的公共信用信息平臺。信用信息如何整合打通？記者在上海、廣東進行了調查。 

　　信用信息可影響公務員招錄、貸款等

　　公共信用信息平臺的建立，將使信用的內涵多元化、指標可量化。這些平臺收集的數據既包括法人，也包括自然人。如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務平臺聚合了97家部門和單位提供的登記類、資質類、監管類、違約類、判決類、執行類、管理類和公益類信息事項3297項，覆蓋全市138萬法人和2400萬自然人。平臺向政府部門、信息主體（企業法人和個人）以及符合條件的信用服務機構提供查詢服務。

　　2015年開始，上海市公務員招錄工作使用平臺的公共信用信息。在報考人員中，發現3人有不良記錄，其中2人有法院判決記錄被直接取消了參考資格。

　　金融機構可利用平臺數據防范金融風險。上海銀監局相關負責人張榮芳表示，雖然央行也有征信系統，“但信息來源比較單一，而上海平臺信息來自方方面面，我相信兩者結合發揮的作用會更大。”

　　個人也可以利用平臺提供的數據規避生活中的風險。廣東惠州市民阿紅最近剛打贏一場官司，當時她想請一位律師起訴自己所在公司，卻又很擔心律師會被“收買”。猶豫不決之際，阿紅查詢了律師的信用檔案，發現這名律師沒有不良記錄。果然，在隨后的訴訟中，律師工作兢兢業業。

　　聯通信息孤島關鍵要有系統的制度設計

　　這個“很好用”的公共信用信息平臺，建起來卻頗費周折。長期以來，各政府部門掌握著各自管轄領域內的信用數據，但大多“各自為政”，缺乏整合，成為一個個信息“孤島”。這經常給市民造成“辦個事來回跑”的麻煩。

　　“掌握數據就意味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談及政府各部門間的信息孤島狀態，上海一位第三方征信機構的負責人苦笑，“比如去央行系統查企業信用報告，最簡單的一份也要將近300元。”

　　而對一些政府部門來說，隨著行政性收費項目的清理，有些數據已經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價值了，為什么還不愿意拿出來呢？“存在感啊！”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員說，“數據在，就表示職能還在，權力還在。何況每年的財政預算都是根據每個部門承擔的工作多少來確定的，拿走的（數據）越多，預算就越少，最后可能連某個部門存在的價值都沒有了。”對這種現象，上海市市長楊雄多次強調，政務數據是政府公共資源，不存在自留地，也不屬于某個部門，數據共享絕不允許討價還價。

　　“信息孤島的形成有歷史原因，過去各部門數據建設各自為政，互不相聯。這是當時的體制機制造成的。”惠州市發改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打破信息孤島關鍵是從一開始就要有一個整體的、系統的制度設計。在制度框架下推進信息互聯互通順理成章。”

　　將“池子”做大，才能激發數據活力

　　打破信息孤島，就是將分散在各個部門的信用信息進行整合，再通過內部共享和面向社會依法披露，促進信用信息資源共享。

　　首先要有技術支撐。惠州市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國家試點市。截至目前，惠州共投入390萬元用于信息資源共享與交換平臺的建設，其中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統整合了33個單位的156個數據主題，共有3.9億條數據。在此基礎上，惠州市才有“底氣”出臺規范性文件，規定全市新開發的政務系統不得購買服務器，由惠州市信息管理部門統一建設政務云平臺、云數據庫，為全市新開發的政務系統提供統一的服務器托管。

　　其次是發展改革部門牽頭，充分利用各方優勢，保障信息的有效整合。在惠州，人民銀行根據市場、金融機構的業務需要梳理信用信息采集需求，設計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統基礎框架；發展改革部門整合協調各政府部門信息采集目錄以及信息采集與應用管理工作；經信部門依據信息采集目錄通過信息資源共享與交換平臺完成信息入庫。

　　上海市征信辦公室一位負責人說：“數據的歸集和應用是相輔相成的，我們要分析，各個單位提供了哪些信息，應用了哪些信息，還缺少哪些信息，‘逼’一些部門拿出更有時效、更有質量的信息來。”據悉，各單位自查結果及自查報告反饋情況將納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務平臺運行相關統計排名，并可能與該單位的績效考核相掛鉤。

　　再次是信息共享。要激發數據的活力，還必須注重將自家的平臺與其他省、市對接，將數據的“池子”做大。惠州先后與深圳、河源、梅州、東莞、汕尾等市簽訂了相關社會信用體系合作協議或相關合作，促進信用信息融合與數據共享。上海也在積極探索將平臺與央行等“國”字頭部門的數據平臺接軌。（記者 勵漪 鄧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