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出臺多項措施實行普遍降費，一些地方財政收入中的“這費那費”卻大幅增加，加重了企業負擔——
非稅收入，何以居高不下？

盡管中央層面出臺了多項措施簡政放權、實行普遍降費，但在一些地方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卻大幅增加、居高不下。這不僅令財政收入質量變差，也給企業帶來了沉重負擔。特別是一些不規范的收費，還會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近日，本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稅不夠，費來湊”，公共財政收入中的非稅比重上升，企業負擔加碼

“公共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稅收，但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一些地方財政收入中的非稅收入卻明顯上升，‘稅不夠、費來湊’的現象值得警惕。”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告訴記者。

去年下半年，財政部財科所兵分幾路，對全國8個省份16個縣的經濟運行和財政收入情況進行調研。結果顯示，一些地方公共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比重連年上升，收費增速明顯高于稅收增速。

以山西省為例，2011年，全省稅收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是71.9%，2014年稅收占比下滑到62.3%，非稅收入占比上升了9.6%個百分點。4年來，該省非稅收入年均增速為25.4%，公共財政收入中稅收這個“大頭”越來越小。其中，雖然有一次性非稅收入的因素，但從趨勢上看非稅收入占比是上升的。

從縣里的情況看，公共財政中非稅收入比重過高的現象也較普遍。2014年貴州省息烽縣非稅收入占比為19%，而去年上半年非稅收入占比上升到32.2%；惠水縣2014年非稅收入占比高達46.2%，幾乎是與稅收收入“平起平坐”，各占半壁江山。去年上半年，這一情況有所好轉，非稅占比下降到37.4%，但仍明顯偏高。

眼下，各省2015年財政收入“賬本”正在陸續公布。從已經公布的地區看，財政收入結構問題依然突出，部分地區非稅收入增長較快，明顯超過稅收增幅。數據顯示：福建稅收收入增幅為2.9%，非稅收入增幅達到9.3%；內蒙古稅收收入增幅為5.6%，非稅收入增幅達到8.5%；甘肅稅收收入增幅為8.1%，非稅收入增幅達到17.4%。從現有數據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的僅有浙江、廣東、山東三地，分別達到8.1%、0.8%、0.2%。

財政收入分為稅收收入、非稅收入兩個部分，而稅收應當是財政收入的主體。在一地的財政收入中，如果稅收收入比重高，說明當地稅源基礎扎實、法治化水平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強，另一方面也說明當地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與行政權力相關的非稅收入占比較低，企業和居民負擔較輕。

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一些地方出現非稅收入增長過快、占比過高，意味著企業的隱性負擔在加重，還會帶來當地投資環境的惡化。非稅收入占比超過20%，就應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在經濟下行和稅收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應防止以非稅收入的非正常快速增長來彌補稅收增長不足的現象。”王朝才認為，財政收入是與整個經濟運行情況密切相關的，不是政府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特別是當前企業困難和經營壓力增加，政府要做的是放水養魚、讓利于企。

不合理收費多，擾亂了市場秩序，甚至成為腐敗滋生的土壤

“一到歲末年初，各種會議、展覽、評比、培訓就找上門來了，都是找企業要錢的，企業哪敢不參加呀？”廣東一家包裝設備的企業負責人訴苦說，他們算了一下，一年到頭各種收費加在一起有幾十項之多，特別是一些行業協會收取的會費， “起步價”就是上萬元，要想成為協會理事單位，一年就要交幾十萬元的會費。

不僅是行業協會，一些強制壟斷的經營服務性收費多、不合理現象也很突出。在一些地方，行政審批前置的各類技術審查、評估、評價、檢驗、檢測、鑒證、咨詢等，存在中介服務項目多、收費額高的問題，有的地方僅建設領域的行政審批中介服務就超過20項。

一些從事中介服務的機構與政府部門存在利益關聯、壟斷經營，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擾亂了市場秩序，甚至成為腐敗滋生的土壤。“很多審查和評估，不找中介根本通不過，只要給了中介錢，所有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不少企業表示，這樣的情形在經營中都曾遇到過。

除了亂收費給企業增加的額外負擔，企業需要按規定繳納的“五險一金”等費用，也讓企業承受了很大壓力。“五險一金”，指的是職工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公積金，主要是由企業和職工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來共同繳納。其中，養老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為20%，失業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為2%，醫療保險單位繳費費率為8%。

“‘五險一金’加起來，企業需要繳納的費率超過了40%。而且，員工漲工資，五險一金的費用也跟著漲。現在市場價格走低，企業幾乎沒什么利潤，繳費負擔這么重，真的吃不消。”浙江寧波一家打火機生產企業老總說，實在沒辦法，去年企業花上百萬元購置了自動化生產設備，實行“機器換人”。

有的收費雖然合法，但收費標準卻不那么合理，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比如，國家規定，凡安排殘疾人就業達不到規定比例的用人單位，按其差額人數全額征收保障金，這個比例是在職職工人數的1.5%。

“格力員工近8萬人，要安排上千位殘疾人就業才能免繳保障金。我們上哪兒去找這么多殘疾人去？”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安排的殘疾人不夠，就得按規定每年繳幾千萬元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這對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進一步正稅清費，防止“稅減下來了，費升上去了”

如何將普遍性降費落到實處，真正減輕企業負擔？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范中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

“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來自政府的行政事業收費、中介機構的服務費以及社會保險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認為，企業交易性成本偏高的原因，除了亂收費之外，還有不少表現為制度性的。這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給企業創造更加寬松的經營環境。這樣，企業做事才會更容易，創業創新的動力才會更足。

“近年來國家在結構性減稅方面力度很大，但在降稅的同時還要實行普遍性降費，特別是防止稅與費此消彼長，稅減下來了，收費卻升上去了。” 胡怡建指出，只有清除不必要的收費，才能管住政府向企業亂伸手，切實降低企業成本。

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也是為企業減負降成本的一項重要舉措，有利于穩增長、促就業。去年，國家已經對社保“五險”中的三個險種費率進行了下調。

2015年3月1日起，我國失業保險費率由之前規定的3%降至2%。僅此一項，每年可減輕企業和員工負擔約400億元。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已降低失業保險費率的基礎上，從10月1日起，將工傷保險平均費率由1%降至0.75%，并根據行業風險程度細化基準費率檔次，根據工傷發生率對單位（企業）適當上浮或下浮費率；將生育保險費率從不超過1%降到不超過0.5%；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基金超過合理結存量的地區應調低費率。實施上述政策，預計每年將減輕企業負擔約270億元。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適當降低社保繳費，并用國有資本來補充養老保險，可以在不影響社保正常運轉的情況下，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有利于企業輕裝上陣，進一步提高企業競爭力、激發市場活力。（記者 李麗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