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民營企業的心懸著
別讓民營企業的心懸著
——關于當前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現象和原因的調查報道
制圖：蔡華偉
年初以來，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占比出現了近10年間首次下滑。數據顯示，1—4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低5.3個百分點，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降至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個百分點，比2015年全年降低2.1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熱情到底高不高？哪些“門”還沒對民間資本真正敞開？如何讓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更通暢？初夏時節，本報記者分別在北京、重慶、江蘇、湖北等地進行調查，探訪多家民營企業，聚焦“民間投資卡在哪兒”。今天，我們刊發這組報道，期望引起各方關注，推動相關政策落地，打造公平營商環境，力促民間投資回穩向好。
——編 者
辦幼兒園，3年拿不到“準生證”
一邊是很多孩子一出生就要提交申請，排隊等上兩三年才能入園；另一邊卻是政策的門打不開，辦幼兒園提心吊膽，上百萬元投資隨時可能打水漂
見到北京某民辦幼兒園園長趙女士，她的口氣有點生硬：“我不知道在扶持幼教產業方面有哪些政策，反正‘陽光’沒照到我身上。”
“記者證、身份證都沒用，除非你掃門上的二維碼，證明你是孩子家長。”在幼兒園門口，本報記者比預約時間早到了半小時，被守衛攔在門外。規矩雖不留情面，卻讓記者感嘆這家民辦幼兒園管理之規范。幼兒園租的是1000多平方米的商業用房，聘了20多名員工，房租和人工開支一年投入200多萬元。
可就是這樣一家有板眼的民辦幼兒園，開張3年，至今仍沒拿到“準生證”。趙園長說，這兩年北京市對開辦新幼兒園的政策以“新社區配套園”為主，原來的街道社區不再做增量規劃。由于申請不到“社區配套園”的辦學資質，她只好注冊了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打政策擦邊球。她說不少民辦幼兒園都沒“準生證”，管理部門對此態度曖昧，算是默認。
“前兩年是賠錢的，今年終于能打個平手。現在離秋季招生還剩3個月，已經有幾十個孩子預報名，照這架勢，明年該有盈利了。”趙園長在山西有名氣，辦幼兒園得了不少獎。3年來，她一直用山西的2家幼兒園利潤養著北京這邊。趙園長最擔心的就是相關政策變卦，那樣前期幾百萬元的投入就打水漂了。
趙園長不理解：辦幼兒園為啥還要分新小區、老小區？孩子無論住在哪兒，不都得上幼兒園嗎？目前北京幼教服務供不應求很突出，即使不考慮流動人員子女，現有的公辦幼兒園加上社區配套園，無法滿足市場需求。這個政策加劇了供需緊張，好多孩子都是一出生就要提交申請，排隊等上兩三年才能入園。
“我們園里有幾個孩子家住得遠，得坐1個多小時地鐵趕過來。家長老問我，什么時候能去他家附近開分園？政府管好教學標準、食品質量、消防這些門檻就行了，為啥要限制幼兒園數量呢？”趙園長說，政策的門打不開，是民間投資的最大風險，叫人一直懸著心，有時做夢都會被嚇醒——萬一哪天政策收緊，幼兒園被取締了，這么多年的心血豈不全白費？
不僅僅是辦幼兒園，其他民辦教育也面臨著困惑。重慶新鷗鵬教育集團是一家發展20余年的民營教育機構，集團專升本辦公室主任何大同說，一些政策不明朗，使許多民間資本對教育投入抱觀望態度。比如，如何劃分民辦教育機構的“營利”和“非營利”性質，目前政策沒有明確標準，民間資本難以確定投資方向。而且，對民辦學校的管理也沒細分，不同投資規模、不同學生數量、不同教學質量的民辦學校都是一個政策標準，缺少激勵和處罰機制。
優惠支持“禮包”不少，但民企享受不了
好政策往往看得見、吃不著。中央給了一瓶葡萄糖，“卡子”還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門手里，民營企業看到“葡萄糖水”，卻不一定能輸到養分
不少民營企業家反映，國家接連出臺了好政策，但民企往往看得見、吃不著。
昆瑜鋰業是一家高新科技企業，在行業處于領先地位。今年1月，公司獲得國家專項建設基金項目，可以低息申請4700萬元資金。作為一家民企，公司還須找到2家擔保公司為企業擔保，擔保費率高達2.8%。
本以為一切準備就緒，不久就能拿到錢了。然而項目獲批，貸款申請卻沒通過。銀行說，現在鋰電池產能過剩，風險太大不給貸。至今，昆瑜鋰業的獲批項目都沒拿到資金。
“新能源汽車、化學醫藥、儲能電池等很多新興產業都要用到鋰，金屬鋰業市場需求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怎么就產能過剩了？而且，我們在國內金屬鋰深加工行業是技術最領先的企業，銀行能不能對行業、企業多些了解再下結論？”昆瑜總經理程飛憤憤不平。
即使申請到了資金，民企煩惱遠未結束。今年1月，安碧捷高新技術產業集團有限公司申請到1.92億元專項建設基金，前3個月用了800萬元，剩下的1億多元卻砸在手里花不出去。
“現在資金使用章程變了，每次用款都須經地方政府簽字，他們不簽，錢就不能用，沒法根據企業自身需求支配資金。”董事長何長波說，最近企業需要采購一批設備，就面臨沒錢付款的窘境。可是錢趴在賬上，花不花都要付利息，寶貴的資金變成“燙手的山芋”。
政策雖好，但嚴文苛規太多，難以適應企業多樣化發展需求。華森制藥集團計劃新建一個藥品生產基地，項目通過后獲得3000萬元額度資金。但一深談條件，問題就來了。銀行提出，必須由地方政府提供擔保，企業再用廠房做反擔保。而且資金以股權方式進入，按照3億元注冊資本金來算，占項目10%的股份。
“我們之前已經從市場上找到一些投資者，他們的認購價格是銀行入股價格的數倍。如果同意銀行的條件，對其他股東是不公平的，但不同意就得不到資金。”華森制藥董事長游洪濤說，最后集團不得不放棄了申請。
“現在大禮包不少，但民營企業難接住。這就好比中央給了一瓶葡萄糖，‘卡子’還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門手里，民營企業看到了‘葡萄糖水’，卻不一定能輸到養分。”一位民營企業家無奈地對記者說。
“養老產業投資周期長，加之目前養老市場還在培育，企業運營壓力很大。”合眾人壽不動產投資事業部負責投資管理的王曉霞告訴記者，養老產業是公司的投資重點，他們已在武漢、沈陽、南寧、合肥、濟南投資5個養老社區，目前武漢的項目投入運營，示范效果明顯。
王曉霞坦言，地方和部門陸續出臺一系列文件，在土地、稅收、財政補貼等方面給養老機構提供了不少優惠政策，但享受對象多限于政府辦養老機構和非營利性養老機構，民間養老機構能享受到的很少。如果政策紅利不能兌現，就會影響民企的投資信心。還有，現行的醫保報銷政策，對異地養老形成障礙。政策問題不解決，也會制約民間養老機構發展。
民企身份難獲認同，明里暗里歧視政策多
有些地方的項目招投標就像“蘿卜招聘”，表面看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但會從企業資質、項目經驗、人員組成等方面設置各種條件，轉了一圈最終民間資本還是被擠出局
環保項目投資與地方政府打交道多，雖然地方政府對民營資本貌似歡迎，但過多的限制條件，以及明里暗里的歧視政策，阻礙了民營資本投向環保產業的步伐。
一位環保民營企業老板告訴記者，去年，東部某縣一個10萬噸供水項目招標中，很多參與投標企業被問到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是不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的招商公告中，也標明要“優先考慮國有企業”。這些或明或暗的歧視，讓大部分準備參與的非國有企業都退出了競爭，最終由一家國企中標。
一些民企反映，有些地方的項目招投標就像“蘿卜招聘”，表面看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但會從企業資質、項目經驗、人員組成等方面設置各種條件，“旋轉門”最終將民間資本擠出去。比如，一個環保項目的招投標準備，往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企業需要進行前期考察、論證、測算，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一開始就不能與國有企業公平競爭，哪個民營企業愿意冒這樣的風險？
更讓民企感到無語的是，有的政府部門甚至干脆以公文的形式，推薦國有企業參與環保項目招投標。去年11月，住建部村鎮建設司發函，初步確定在100個縣（市、區）開展全國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協調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予以長期低息金融貸款支持。同時，組織號稱“有積極性、有經驗和技術”的中車集團山東華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首創股份有限公司、北控水務集團等3家大型國企參與，直接把民營企業“關”在了門外。
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村莊污水處理率僅為7%，跟城鎮99.1%的污水處理率差距很大，預計2017年農村污水處理潛在市場規模將超過400億元。我國農村污水治理是一塊短板，民企普遍看好這片“藍海”。“企業參與項目是否有基礎、有實力，應該交給市場去判斷，而不是政府做決定，上來就把民企排除在外。”一些民企表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認為，民企投資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市場預期不穩定，導致民間資本投資意愿降低。再加上一些“玻璃門”和“彈簧門”，使民間資本可投資的領域“縮水”。
有些盈利前景好的行業和項目，其投資基本由政府包攬，經營多為行業壟斷，對于民間資本，或是政府有嚴格的準入管制，或是存在較高的資本門檻及苛刻的技術限制，對第三產業的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
一個備案要蓋十幾個公章，時間拖上一年之久
地方政府為了保護稅源，要求參加招投標項目的企業必須在當地設立分公司。聘請人員、租用場地等開辦經費，大大增加了民企的運營成本
“地方政府要求企業在當地必須有分公司，我們在江蘇南京已經有了分公司，但人家不認，非得在無錫注冊新的分公司，才具備參與招投標的資格。”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集團董事長趙笠鈞介紹，僅注冊無錫分公司，就花費了近一個月，終于趕在項目開標前完成了注冊分公司的任務。
博天是國內領先的生態環境整體解決方案的綜合服務商。從2015年起，該集團就開始跟蹤無錫東亭污水處理廠項目，但在招投標過程中，因為外來企業的身份，撞上了一道道門檻。
“我這已經算很順利了，有些項目是拿到招投標文件后，當地才提出要辦理備案或注冊分公司，時間上更緊。”趙笠鈞說，在一些地方，一個備案往往要蓋十幾個政府部門的公章，辦得順利也要倆月，有的甚至要拖一年之久。此外，有些部門還會設定一些與項目無關的指標，要求企業繳納農民工工資保證金、辦公場所達到一定面積等。
目前，博天環境在全國設立了58個分支機構，其中不少分公司都是為了滿足招投標項目的“硬杠杠”設立的。“設立公司就要有辦公地點，要聘請相關人員、租用場所、支出辦公經費，還要繳納各種相關稅費，大大增加了我們的運營成本。”趙笠鈞說。
其實，企業設不設分公司，與能否順利推進項目關系并不大。這里的關鍵點在于，以分公司名義參與地方重大項目，稅費就交在本地；而以總公司名義參與，稅費就會交在企業總部所在地。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本地稅源，往往會提出設立分公司的要求。
不僅是環保企業面臨上述投資窘境，一些互聯網創新企業也有同樣的遭遇。北京一家網絡約車企業負責人表示，不少地方要求，網絡約車企業必須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否則不能開展業務。“這意味著，如果企業想在200個城市提供約車服務，就得設200個機構。網絡約車最大的優勢是利用互聯網平臺，要設那么多分支機構，這種商業模式就會死掉。”該負責人說。
一些民企反映，國家提倡在公共服務領域推進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但在環保領域，財政補貼還是主要方式，一個項目先要到發改委立項，之后才能拿到財政部的補貼資金，而補貼資金給誰，地方政府說了算，結果是大家都在拼命要項目、要錢，無法為民間資本參與公共項目建設提供公平的市場環境。目前，全國一年的市政污水處理量為400多億立方米，建設這些污水處理設施，總投資要幾千億元。即使財政只補貼30%，也是近千億元的盤子。如果將這些錢拿來直接購買服務，就能為社會資本騰出更大的投資空間。
專家認為，鼓勵民間投資，要在改善企業投資能力、意愿和拓展領域方面下功夫。有關部門應當盡快制定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政府投資條例、特許經營條例等，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進一步梳理投資項目審批環節，協同推動各部門簡化和下放審批權限，打造有利于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