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校園欺凌，不宜只靠刑罰

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包括欺凌行為，應當保持必要的寬容和“容錯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預要保留必要的“謙抑”

近年來，頻頻見諸媒體的校園暴力事件引發了全社會關注。在公眾普遍的不滿與憤怒之下，有一種聲音很有市場，即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以動用刑罰嚴懲校園欺凌者。對這一主張，需要認真辨析。

客觀地說，當前公眾對校園欺凌現象的焦慮，某種程度上因為過度關注而被夸大了。西方發達國家校園欺凌的發生率一般均在80%以上，相較而言，我國的校園欺凌發生率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根據筆者今年對全國29個縣104825名中小學生的抽樣調查發現，校園欺凌發生率為33.36%，其中經常被欺凌的比例為4.7%，偶爾被欺凌的比例為28.66%，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當然，超過30%的校園欺凌發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然而，試圖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遏制校園暴力，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都行不通。在我國，以14周歲為刑事責任最低年齡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刑法發展與進步的結果。提高而不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從我國近代第一部刑法典至今百余年來刑法改革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便將刑事責任年齡確定為14周歲，1997年刑法典則進一步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之人負刑事責任的犯罪范圍限定為故意殺人等八類。如果以今天生活條件好、青少年發育早作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理論基礎，并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在邏輯上是站不住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個人是否成熟，除了生理的標準，還有心理和社會的標準。現在的孩子盡管生理發育提前了，但心理發育卻并未能同步提前。盡管校園欺凌“可惡”，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孩子之間的互相欺凌乃至實施其他不良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成長中”的現象。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過青春期后，并不會把不良行為帶入成年期，而會“不治自愈”。從這個角度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主張也是違背未成年人成長規律的。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包括欺凌行為，應當保持必要的寬容和“容錯率”，尤其是刑法的干預要保留必要的“謙抑”。

面對校園欺凌現象頻發，要更多反思家長、學校、社會乃至國家的責任，并進行相應的制度完善。首先，要堅持寬容而不縱容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的早期干預制度，另一方面，對于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而不予刑事處罰的低齡未成年人，要有“以教代刑”的教育措施，絕不能一放了之。為此，除了要考慮完善和激活已有的責令父母管教、工讀教育、收容教養等非刑罰措施外，還要考慮設計更加完善、系統且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教育措施。

“熊孩子”的產生與父母的失職密切相關，對于失職的父母要有必要的約束與教育措施。一方面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導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強制親職教育制度，對放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父母進行強制親職教育，教他們怎么做父母，直至給予必要的處罰。學校也要切實履行好對學生的教育、管理責任，尤其是法治教育的責任，要教育學生尊重生命，樹立行為底線意識。社會各界也要營造未成年人成長的良好環境，例如對于網絡上隨處可見、肆意傳播的校園欺凌視頻，有關部門不應坐視不管。（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 姚建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