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牽住農業“牛鼻子”

12月19日，兩份農業領域政策文件先后發布，一份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綠色生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另一份提出要推進農業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這是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后，相關部門隨之出臺的兩項重量級農業政策措施。對此，專家指出，針對中國農業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癥下藥”，提出了多項針對性措施，牽住了農業發展的“牛鼻子”。以此為基礎，明年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會為農業發展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并為突破農業發展瓶頸提供有力支撐，農業領域新進展值得期待。

結構失衡是主要矛盾

隨著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其面臨的主要矛盾正悄然變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指出，我們過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總量，不計成本和資源代價，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總量不足矛盾大大緩解。我們現在主要的矛盾則是結構性矛盾，例如優質的、綠色的農產品不能夠滿足需求。

除了高質量供給不足，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產業研究部研究員相均泳表示，階段性產大于求與結構性短缺并存也是目前農業產需面臨的突出問題。從2004年到2015年，中國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但是，2011年下半年以來，受臨時收儲政策“托市”的影響，市場出現進口糧價比國內糧價低的持續“倒掛”現象。這造成進口糧食入市，國內糧食入庫的尷尬情況，也促使糧食進口量持續增加，呈現出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怪現象。

“受老齡化、農產品附加值低及農業收入不高等影響，近年來，農村勞動力流失現象加劇，這也制約了中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出現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則在于農業生產科技含量、產業化經營明顯不足，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滿足不了現代農業發展需要。此外，還有一些問題，包括資源錯配、生態環境惡化、農業競爭力下降。這些結構性失衡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瓶頸，必須加緊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經濟貿易系主任何維達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政策布局要緊扣“痛點”

得其法者事半功倍，突破當前農業發展瓶頸關鍵在于“對癥下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認為，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明年工作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很有現實意義和針對性的。要解決當前農業領域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農業中存在的體制機制矛盾。

“對于明年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部署，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多項措施都抓住了當前農業發展的‘癥結’所在，如針對高質量供給不足，會議提出‘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針對生態環境問題，會議提出‘加大退耕還林還湖還草力度’。”何維達說。

此外，針對突出的價格形成機制問題，韓俊指出，現在改革思路已很清楚，就是要讓價格真正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讓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引導農業資源的配置。同時，農業政策要逐步由過去價格支持和干預為主，轉向以直接補貼的綠色政策為主，這樣一來，我國就會逐漸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理順，使農產品形成有效供給并與需求相匹配。

在何維達看來，針對農村勞動力流失、農業勞動生產率偏低等問題，明年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將有多項有效應對措施，這包括“三權分置”的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及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這些措施在推動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同時，也將保證農業經營用地的可持續性。

科研成果到田間地頭

明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隨之進入了深入推進階段。專家指出，自去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推動全國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及實施玉米“市場化收購”加“補貼”新機制等系列政策措施陸續出臺實施，這些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在現有基礎上，明年我們應順應大勢，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在推動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經營方面，要充分調動農民、企業的積極性，通過明確政策方向、加強引導支持，推動更多企業參與到農業生產中，并通過生產銷售一條龍的發展，降低農產品銷售的物流成本，提高農業生產率。”何維達說。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陳錫文指出，未來還要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把好的科研成果盡快推到田間地頭，變成現實生產力。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是另一個關鍵，中國正在出現一種新的規模經營方式——利用先進的農業裝備為更多農戶服務，這也是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何維達表示，解決農業結構性失衡問題需要長效機制的建立，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踏實推進。2016年我們已經奠定了良好基礎，2017年我們將進一步鞏固這一基礎，并將在多個領域有所突破。有理由相信，依此發展下去，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績會逐步顯現，未來3-5年，農業結構或許就會有非常大的改善，中國農業的發展水平也會隨之有質的提升。（記者 邱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