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輪國務院大督查點出了哪些“疑難雜癥”

售出4板過期4天的酸奶退貨后被罰2萬元；“科長”以各種名目向企業索要好處費；辦證、檢測、現場評審都要收錢，并且要求企業請吃、送紅包；公務采購自設“小冊子”實行差別化待遇……

近日，國務院督查組明察暗訪發現的一些問題，正在引起社會關注。

在穩住經濟大盤的背景下，國務院督查組發現的這些問題，其特征值得剖析。

縣區級行政執法部門是“重災區”

大督查正在19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派出督查組全面鋪開。據報道，多個督查組已經展開了暗訪督查工作，并且發現了不少問題。

新京智庫梳理發現，在曝光披露的問題中，較多發生在縣級以及設區的市級行政執法部門。

例如，在江蘇省興化市，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組根據對群眾通過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反映的問題線索進行明察暗訪時發現，該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員在辦理培訓證明、出具檢測證書、開展現場評審等環節，向當地20多家企業吃拿卡要，不僅干擾企業生產經營，也給企業造成沉重負擔。

督查組發現，今年2月，某塑料制品企業到興化市投資辦廠，4個月內便遭遇了5次吃拿卡要，涉及金額2.1萬余元。

據新華社報道，督查組成員以投資者身份暗訪時，興化市一些企業負責人反映，當地營商環境堪憂，各單位有行政執法權的工作人員檢查頻率較高，有的甚至不給點好處費就不走。對于這些不正之風，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沒有及時進行整治，反過來又助長了歪風邪氣。

在廣東，第十二督查組發現惠州市部分城管執法部門在查處未經核準擅自轉運建筑垃圾大貨車過程中，違法違規現象嚴重，破壞了政府公信力。

在廣西，第十三督查組調查發現，貴港市發改委今年先后兩次通知市里各部門領取一本所謂的“規模以上和限額以上服務業企業”的小冊子，里面的企業有786家，鼓勵各市直單位部門在公務采購時，按照上面的企業“優先”選擇。

國務院督查組發現的這些問題，經媒體曝光后備受輿論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問題都發生在縣、區等基層單位，就發生在群眾身邊，與民眾休戚相關。

另外，這些案例雖然都發生在基層，但性質不可謂不嚴重。因此，也引起了民眾的廣泛關注。

道出了一些小微市場主體的真實處境

督查組發現的一些案例，折射出一些亟待改觀的問題。

例如，在陜西，第十六督查組發現，當地市場監管部門針對小微市場主體的一些行政處罰存在“過罰不當”“類案不同罰”等問題，影響了小微市場主體的正常經營。

督查組查閱榆林市市場監管局行政處罰臺賬發現，2021年以來，該局對小微市場主體罰款超過5萬元的食品安全案件有21起，案值幾十元至幾百元不等，罰款數額與違法所得的比例達到100倍至200倍，個別案件超過3000倍。

督查組還發現，當地行政處罰名目數量龐大，西安市兩級市場監管部門負責的行政處罰事項達934項，涉及533部法律、法規和規章。一部分處罰事項的設定已嚴重脫離實際，但尚未修訂或廢止。有的雖已調整，但基層市場監管部門仍在執行。

督查組認為，在經歷三年疫情、大量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的情況下，處罰方式從嚴從重，不但不利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家助企紓困的效果。

正如督查組分析，“過罰不當”“類案不同罰”等頻頻出現，背后反映出一些深層次問題。

首先是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不細，執法人員自由裁量權過大。一些行政處罰的法律法規制定時間較早，未及時修正，存在處罰內容寬泛、表述抽象、缺乏客觀標準等問題。一些地方執法人員利用自由裁量權，執法隨意、處罰嚴苛、過罰不相當的現象十分普遍。

還有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是，處罰力度與業績考核掛鉤。督查組發現，有的部門存在以辦案數量和罰款規模進行考核的現象。這種“處罰力度與業績考核掛鉤”的機制，不但會倒逼地方執法人員從嚴辦案，甚至可能誘導執法部門“以罰代管”、濫用公權力。

另外，就是對行政處罰執行權缺少有效制衡。督查組介紹，行政處罰案件由本機關立案、本機關調查取證、本機關負責人做出處罰決定，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進行監督檢查，權力過于集中。小微市場主體雖可提出行政復議，但很難獲得改正。同時，行政訴訟程序復雜且耗時長，小微市場主體難以承擔相關成本。這造成對小微市場主體權益保護不夠。

督查組的這一分析，道出了一些小微市場主體的真實處境，引起了大量網友的共鳴。

以國務院大督查為契機，提升基層治理水平

國務院督查組明察暗訪發現的一些問題，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發生在縣級以及設區的市級相關部門的案例較多。

這既與這些部門具有直接面對市場主體，和小微企業直接打交道的特征有關，也與其管轄范圍的設定有關。

以市場監管部門為例。2021年7月開始施行的《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八條指出，“縣級、設區的市級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依職權管轄本轄區內發生的行政處罰案件。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由省級以上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管轄的，從其規定。”

這意味著，縣區級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是當地行政執法的重要主體之一。

實際上，縣級行政執法部門等基層單位，在日常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當前各地面臨穩經濟、穩市場主體、穩就業保民生的背景下，這些基層單位在履職的時候，也應承擔起保護市場主體的職責。對于有違法行為特別是輕微違法、初次違法的市場主體，應實行包容審慎監管。而下達或變相下達處罰數量或金額指標，以評議考核刺激運動式執法的做法，尤其應該避免。

當前，包括大量小微企業在內的市場主體，正是穩經濟、穩就業保民生的重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穩經濟大盤，當前的一個關鍵抓手在優化營商環境，包括加強對涉企部門的規范管理，督促相關部門和公職人員依法行政。

而其根本途徑，在于提升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實現基層公權力規范運行。這也是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治理法治化水平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水平。

國務院督查組明察暗訪發現的一些問題，說明基層治理中執法亂作為、不作為等現象仍時有發生，亟待規范、改觀。

在穩住經濟大盤，聚焦穩增長、穩市場主體、穩就業的主題下，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意義重大，備受公眾關注。

國務院大督查的社會關注度高，監督力量大。相關地方和部門可將此次大督查作為整改契機，加強隊伍建設和人員管理，深化“放管服”改革，督促部門和公職人員依法行政，促進長效治理，為穩住經濟大盤和改革發展做出積極貢獻。（柯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