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一季度是（中國經濟）一個轉折點。”

　　北京隆冬時節的1月17日，2014年全年經濟數據即將公布之際，一場媒體內部吹風會問答環節的最后時刻，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吐露了自己身臨中國經濟大變局時刻“天人交戰”的一段心路歷程。

　　自2009年9月開始擔任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后，作為中國經濟運行“體征”變化第一手信息的監控者，盛來運親眼看到，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一季度的12.1%開始，連續8個季度連續滑落……對此，官方統一解釋，一是外部環境影響，二是政府主動調控所致。

　　盛來運回憶，自己心中最焦灼的是拿到2012年一季度數據那一刻，GDP增長率從2011年四季度的9.3%驟然降至7.9%，跌破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保八”的政策底線。有部門帶著懷疑的態度，提出了“為什么出臺了那么多政策還不到8%？”的疑問。這時，他切身感受到，“那兩條原因已經很難自圓其說了。”

　　面對國新辦發布會場眾多媒體，重復上述兩條解釋后，“為了給統計局和政府解壓”，盛來運說出了沒被授權公開的觀點，“是潛在增長率下降牽引的結果。”第二天，各大媒體報道幾乎都聚焦在了這句話上。

　　“不是統計局算錯了，也不是政府不作為，而是經濟增長的內部因素發生了變化。”從那一刻起，中國經濟再也沒有回到8%以上，持續在7%～8%徘徊。當時，很少人意識到，盛來運將自己和國家統計局從“保八”中“解脫”出來的時候，超大規模的中國經濟體已經開始了具有時代分水嶺意義的巨變。

“新常態”浮出水面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實現了30多年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十余年，中國經濟在規模上連續將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甩在身后，在2014年成為有史以來第二個跨過10萬億美元大關的國家，是第三位日本經濟規模的兩倍有余。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為此感慨，“300年之后的歷史學家，一定不會忘記大書特書這一前所未有的‘中國奇跡’。”

　　然而，從2012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重大轉變，增長速度下降至7%～8%之間，明顯下了一個臺階。經濟增速為何至此？中國奇跡將走向何方？面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回憶說，當時中國政策研究人士內部發生過激烈的爭論，經過兩年來反復辨析，基本形成了兩點共識：

　　一是，此次增速回落，不僅是國內外短期因素沖擊所致，而且是中國經濟基本面發生變化，傳統增長動力減弱、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結果。因此，我國正面臨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增速不可能也不應當再回到過去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

　　二是，雖然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不能支撐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但潛在增長率也不會一下子滑落到發達國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時期內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其實，2012年11月，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掌舵中國經濟發展“巨輪”后，就敏銳注意到中國經濟這一重大變化和可能潛在的深刻影響。

　　經過一年的研究觀察和聽取多方意見，2013年年末，中央對經濟形勢做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第一次統一決策認識：中國經濟已處于從高速換擋到中高速的發展時期。

　　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對“三期疊加”進一步分析中，強調“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隨后，在北京APEC峰會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的三大特點。在年終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細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九個趨勢性變化。

　　“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按照最高決策者的判斷，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中國奇跡”下半場

　　一直以中國現代化道路為學術研究方向的張軍擴，近年來的興趣點主要集中在中長期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問題上。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發生戲劇性變化后，在學術界和政策界眾說紛紜之際，他擔綱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3年年度重大研究課題——“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成因、挑戰和對策”。

　　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二戰后，各國經濟增長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技術前沿國家的創新引領式增長，典型者如英美，增速緩慢，約為3%～4%，戲稱為“蝸牛爬行式”增長；另一類是落后國家或經濟體的追趕型增長，成功者如日韓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呈現出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被稱為“壓縮式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顯然即追趕型增長。張軍擴發現，這種追趕型增長過程呈現出兩個顯著特征：

　　一是增速變化的生命周期特征。追趕啟動后，增速迅速提高，達到遠高于前沿國家的水平，并會持續一定時期。當發展水平接近前沿國家時，發展差距和后發優勢消失，增速回落至前沿國家水平。這種增速變化的生命周期特征是內生的，必然會發生。

　　二是增長速度變化的階段性特征。對后發追趕型經濟體增長過程經驗數據的實證分析證明，凡是成功完成追趕任務的經濟體，其壓縮式高增長過程都不是一下子從高速增長直接轉入低速增長，而是會呈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再到低速增長的階段性變化。

　　研究中，張軍擴注意到一個啟示性現象。中國臺灣地區，經歷了1953～1979年27年平均9%左右的高速追趕之后，還維持了1982～1997年長達16年之久年均7.3%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韓國，1963～1997年的35年間平均增速達到8.2%，此后1999～2008年又實現了10年均速5.6%的中低速增長；日本，1946～1973年的27年間實現了年均9.4%的高速增長，此后1975～1991年的16年中平均增長率也達到4.4%的中低增速。

　　這說明，一者，追趕型增長的減速是階段性的緩降過程，而非斷崖式的速降；二者，如果政策得當，能夠抓住發展機遇，完全可以爭取到相當長時間的中速增長。“臺灣地區之所以實現較高較長的中速增長，很大程度與其正好抓住了大陸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契機有關。日韓增速較低，則與其經濟結構內在矛盾改革不徹底，和受石油危機、金融危機沖擊相關。”

　　這位曾在中南海為中央領導講解現代化問題的研究者得出結論：其一，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增長階段轉換，屬于中國追趕型增長過程中不同增長階段之間的轉換，而不是追趕型增長結束的階段轉換；其二，根據追趕型增長過程階段轉換的國際經驗及我國實際，我國在今后10～15年的時間里具有爭取6%～8%的中高速增長的潛力。“理解這一點，對于深刻領會‘新常態’的內涵十分重要。”

能量空前的“中國效應”

　　“多年來，一些人一直癡迷于中國的GDP增長數據。有人認為，如果GDP增速降至8%以下，就會出現大規模動蕩。結果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2月4日，針對中國政府將預期增長目標下調的消息，澳大利亞《商業觀察》雜志刊文勸誡世界上唱衰中國的聲音，“對中國問題觀察家而言，同樣是時候減輕對GDP數據的癡迷了。7%的增速真的不是‘中國奇跡’的終結。”

　　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積累了巨大的能力和財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研究觀察的結果是，當前，中國需求已經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因素，其需求擴張使中國采購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的核心因素。

　　尤其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在與作為“世界市場”的中國轟然對接，在大幅增強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能力的同時，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任何謀求發展的國家、企業包括個人所無法拒絕的“迦南美地”。

　　2月11日，蘋果掌舵人庫克在參加高盛科技和互聯網大會時稱，“在中國市場旅行和調研后，那里的規模仍然令我震驚。過去四周，蘋果在中國開了4家新店，所在城市都有900萬左右的人口，規模與紐約相當。”5年來，蘋果的中國營收從10億美元擴大到380億美元，iPhone中國銷售量去年首次超越美國本土。

　　據世界銀行數據，2013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在世界排名第一，占比達到20.8%。其中，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業凈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在2013年成都“財富論壇”上，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演講中強調，預計此后五年，中國還將進口10萬億美元左右的商品，對外投資規模將達到5000億美元，出境旅游人數超過4億人次。

　　因此，當許多人對美國正在強力推動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憂心忡忡之時，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認為大可不必。目前，因加拿大和墨西哥已是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美國TPP談判主要針對其他九個成員國。美國與這九個成員國2013年的貿易額為4108億美元，僅占美國當年貿易總額的10.68%，談成與否對美國的經濟影響不是很大。

　　相反，2013年美國與東亞貿易額為11882億美元，其中美中貿易額6110億美元，占51.42%。正如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副會長歐玉林所言，“離開了中國，美國與東亞地區的合作就有一半落了空。”

　　中國影響力的故事還不僅此。現在，中國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卻仍然具有巨大后發優勢的國家。比如，從總體發展水平來講，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美國1/8左右；從技術水平來講，中國創新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大約落后30年；從勞動力成本來講，2013年以現價美元計算中國制造業平均工資僅相當于美國的14%，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僅為美國的20%～30%。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接近枯竭之時，我國每年畢業600萬～700萬大學生，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供給豐富的比較優勢。

　　獨立財經研究人士張捷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說，即使就當前中國產能過剩最被詬病的鋼鐵業而言，如果以人均鋼蓄積量計算，2013年中國人均4噸。按照目前中國生產速度，2030年才能達到工業化完成水平人均10噸的標準，距離美國人均24噸和日本人均15噸的水平更加遙遠。目前，美日兩國工業生產物蓄存量分別是中國的3.8倍和2.4倍，以當前三國的生產增速，中國的生產性財富分別要到2034年和2035年才能趕上美日兩國。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中，中國社科院亞太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談到，面對新常態，中央領導之所以敢于說兩個“沒有改變”，正是因為站在這個新的發展轉折點，中國經濟既有過去巨大規模的積累所得，又有未來巨大規模的發展空間，只要方向正確、政策得當、上下同心，足以產生深刻影響全球經濟格局走勢的“中國效應”。

“中國創新”總動員

　　1月26日凌晨三點，一架無人機墜落在美國白宮南部草坪。美國特勤局照片顯示，這是一款中國深圳大疆公司生產的“Phantom”版四軸無人機，亞馬遜網站售價448美元。這家一度蟻居在深圳南山區紛雜電子產品工廠中的小公司，頓時以2014年高科技新寵的姿態闖入全球公眾視野。

　　2006年，26歲還是香港科技大學在校學生的杭州人汪滔，在深圳創辦了大疆。這位專業成績一般卻癡迷于遙控飛行器的創業者，在狹窄的民房中度過了最為艱難的研發期。隨后短短三年，銷售額從2010年的300萬元增長到2013年的8億元。2014年，大疆僅利潤預計就超過8億元，營收超過30億元，占據了全球70%的市場份額，成為航拍領域的絕對領導者。

　　事實上，這只是“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大劇中的一個閃亮片段。1月初，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國際消費電子展（CES），云集了全球電子產品的最新研發、概念和應用。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說，“在今年的展品中，100美元以下的東西基本是中國珠三角制造。而100美元以上的東西，拆開來的組件，還是珠三角制造。”據主辦方統計，本屆CES吸引了全球3600多家廠商參展，來自中國的參展企業超過1000家，比美國參展企業還多。

　　2012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中國創造的就業機會不減反增，而且連創新高：2012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266萬人，2013年為1310萬人，2014年達到1322萬人。與此呼應的是，創業創新公司呈現出烽火燎原之勢。特別是去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實施后，僅當年3～12月，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就達1146.69萬戶，同比增長16.82%；注冊資本18.53萬億元，增長85.83%。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動力和本質內涵，毫無疑問就是創業、創新和創造。”張捷認為，之所以出現如此“反常”現象，正在于信息技術革命鼓蕩下，中國政府有意識地賦予了經濟新常態“創新創造”的戰略內涵，通過簡政放權改善市場環境，進行了廣泛的政策動員，使得一場從市場底部噴涌而出的創業創新熱潮席卷中國大地。

　　2013年9月，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題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被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罕見地安排在北京中關村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中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著中華民族前途命運。”2014年8月，在研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一次強調，“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的大改革創新來自于地方的中創新，地方的中創新來自于基層的小創新，基層的小創新來自群眾的微創新。”對于這種生動的上下互動，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感慨地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中國創新”本質是億萬人民創新與國家創新的結合，這些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的億萬微創新，就可能匯集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最偉大的創新洪流。

避險“黑暗角落”

　　2月1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1月份數據，CPI同比上漲0.8%，PPI同比下降4.3%。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對媒體表示，從目前的數據看，中國經濟還沒有陷入通縮，但2015年CPI出現負增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我們確實要高度警惕。”而這反映在東部沿海地區，就是如火如荼的公司創業背后，也不時會傳來一些工廠關閉的消息。

　　“世界經濟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2015年全球復蘇疲弱態勢難有明顯改觀。”采訪中，李向陽就此為本刊記者解讀說，世界范圍內，舊一輪增長周期已經退去，新一輪增長動力還沒有形成。與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中國經濟，在向經濟新常態奮進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和應對自身轉型調整和外部環境干擾所糾纏關聯的各類風險。

　　“這次危機非常難熬。”在2014年9月號的《金融與發展》雜志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顧問奧利維爾·讓·布蘭查德以“危機潛藏之地”為題，反思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歐監管當局風險應對政策的失敗之處：“（危機發生前）我們都知道那些‘黑暗角落’的存在，但我們總覺得可以最大程度地忽視它。”

　　然而，正是那些貌似小沖擊的“黑暗角落”，一連串地產生了巨大的不良后果，最后引發全球長期且持續的衰退。更要命的是，“黑暗角落”導致的風險因素之間，會發生不斷自我強化的“魔鬼循環”而無法止步。“這次危機有一個明顯的政策啟示：官方應該把遠離‘黑暗角落’，作為宏觀經濟、金融監管或宏觀審慎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

　　“國際經驗說明，追趕進程中，類似中國當前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階段的轉換期，充滿各種風險。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處理不好，都可能會產生系統性的影響，甚至導致追趕進程的中斷。”張軍擴也認同布蘭查德的判斷，歷史上，幾乎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折戟于這兩大風險。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遲遲難以消退，國內轉型社會的矛盾復雜多變，就如“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中國經濟“頭頂”。

　　現在，對中國這樣處在民族復興大業最關鍵時刻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僅遠離“黑暗角落”遠為不夠。張軍擴認為，只有依靠更健康、更強勁的發展才能破解風險難題。采訪中，他多次向本刊記者強調，“要收獲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中高速增長，絕非延續舊增長模式就能自動實現，而是需要我們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付出艱巨的努力才能爭取得到。”

　　比如，雖然中國勞動成本遠低于美國，但由于政府管制過多、競爭不充分，致使我國在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遠高于美國。如果計算綜合成本，中國反而高于美國。這是導致近年來不少美國企業回歸，甚至不少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設廠的一個原因。

　　比如，中國未來巨大的投資空間。想象一下，只要將現在城市地下管網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只要將現有農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標準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只要使中國廣大農村具備基本的基礎設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處理設施等，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要使大氣污染、水資源污染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和治理，需要多大規模的投資？等等。問題在于，與過去的投資相比，這些領域投資的突出特點，就是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質，都不太能夠采用直接商業化投資的方式。如何通過財政、金融制度的創新，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從而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空間，是中國能否抓住戰略機遇的關鍵所在。

　　比如，中國人才資源比較豐富，科研教育基礎比較扎實，具有巨大的通過創新驅動發展的潛力。但長期以來，由于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這些問題不解決，新的動力難以形成，增長階段轉換也難以平穩實現。

　　現代中國，幾乎每30年就會發生一次巨變：從1919年到1949年是中國人民實現解放的30年；從1949年到1979年是共和國開創基業的30年；從1979年到2009年是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30年。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人民共和國來到了新一個30年的十字路口。中華民族向何處去？是保持偉大復興的強勁勢頭，還是在走向新常態的路途中折戟衰敗？是13億多國人必須直面的考問。

　　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開班儀式講話中，針對這“世紀考問”，習近平總書記首次系統闡述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四個全面”的治國理政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環顧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當今中國這樣，以一種說到做到、只爭朝夕的方式全面推進改革進程。”三天后，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評價說，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習式改革’對于整個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應。”（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