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基調就一直維持“穩中求進”。在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看來，盡管今年“穩中求進”提法沒變，“但基于現存的經濟問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這是個創新之處。”

祝寶良認為，中國經濟面臨需求問題和周期性下行問題，但更多反映為供給側的問題、結構性的問題。在鋼鐵、有色、化工等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的同時，國內還存在高質量和個性化商品供給不足問題，導致了大量消費外流。有的產業需求不足但供給過剩，有的產業需求旺盛但供給不足。“政策都是奔著問題去，正是因為當前的這些問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擺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祝寶良說。

對于供給側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近年來由于我國一般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供給，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建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制度體系，通過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制度體系來推動供給側的改善、供給體系和供給結構的改善。并且，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推動改革，來實現這樣的改變。企業家要做好適應新經營環境的準備，靠提高核心競爭力、提高適應消費者需求的能力來獲得成功。

關注點

去產能、降成本

會議指出：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幫助企業降低成本。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表示，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淘汰落后產能已成為我國經濟提質增效的一個關鍵點。大量落后產能的存在，擠占了許多生產要素和資源，尤其是金融資源。在一些過剩行業中，效率低、負債高的企業占用了大量信貸資源，而銀行擔心信貸風險還不得不給予續貸和更多支持。另一邊，行業內效率高、負債率低的企業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同時，落后產能的存在還使得市場供需失衡、產品價格持續回落，好企業的效益和創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約，最終影響到整個行業競爭力的提升。

要真正將落后產能淘汰出局，應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國家還可以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對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和地區，給予一定的支持。同時，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產能過剩。

在企業銷售業績短期內難以明顯改善的背景下，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是提升企業效益的重要途徑之一。政府需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做到放管結合，并通過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等，逐步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在財政可承擔和社保基金運行可持續的前提下，適當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社保費率。政府還應通過貨幣政策調控等方式，逐步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隨著煤炭、石油等能源產品價格的大幅回落，以及電力體制改革的快速推進，我國電力價格也還存在一定的下調空間。此外，通過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大力發展電商、減少中間流通環節等，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物流成本。

關注點

堅持創新驅動

會議指出：堅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依靠改革創新加快新動能成長和傳統動能改造提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永偉表示，當前，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傳統增長力量減弱形成的經濟減速帶急需創新力量加速成長以彌補。

中央在部署2016年經濟工作時，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企業優勝劣汰。創新與淘汰是并行的，沒有淘汰，沒有退出機制，創新就沒有足夠的空間。大量的落后產能背后是資產和債務的固化，這些都會嚴重侵害經濟肌體。創新就是要用良幣驅逐劣幣，國家的責任則是要為劣幣的退出建立通道和保障體系，讓創新企業有更好的發展空間，雖挑戰巨大，也有風險，但勢在必行。

對于政府來說，更要積極轉變角色。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需要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擔風險。政府不要代替市場主體決策，不要沖在一線主導創新活動，而是要努力為各類創新主體構建一個甘愿創新、自擔風險的外部環境。構建創新環境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土地等生產資源、保持司法公正、保護知識產權等等。這些工作對吸引創新企業非常重要。政府還可以直接搭建或支持社會機構搭建諸如人才、技術、投資、教育等服務平臺，為創新者服務。

總之，必須破解限制創新要素流動的體制性障礙，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通過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徹底激發創新活力。

關注點

全面深化改革

會議指出：推進結構性改革，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作為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承接“十二五”、開啟“十三五”，2016年改革與發展的任務尤為關鍵。

像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堅持創新驅動發展，著力補齊短板等，這些都需要堅定改革信念，建立改革激勵機制，鼓勵地方改革試驗，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

會議強調，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而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等，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和重點。我們當前既面臨穩增長、調結構的壓力，也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需要改革來發揮牽引作用。在去產能的過程中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對于推動制造業由生產型向服務型轉變，對于激發企業活力，都有重大影響。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有利于減輕企業負擔，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使得事權與財權相匹配，有利于地方發展，也有利于提高財政運行效率。此外，為適應金融混業經營新趨勢，加快推進由分業監管向綜合監管的監管體制轉變，對經濟轉型升級也具有重大影響。

推進改革，還應加強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要放開服務業價格的管制，打破服務業領域的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

值得強調的是，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政府是關鍵。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推進監管轉型，才能激活市場、解放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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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

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面對眾多結構性難題和極其復雜的內外部經濟挑戰，2016年需要更有針對性、更加適度和更為精準的政策應對。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新增部分應主要投向“促轉型”“調結構”重點支持的領域。在方法上，可加大財政赤字、財政支出與減稅降費同時并舉，尤其要減輕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負擔。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可以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同時，通過深化改革保障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力度，比如積極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股權結構改革，釋放非金融類資本和金融類資本增加財政可用資金，還可以通過稅制改革拓展中長期財政資金來源，以及推進財政體制改革來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應兼顧將杠桿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控制資產泡沫和防通脹、資本流動和匯率水平基本穩定三方面平衡。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去產能和調結構必經的陣痛階段，很大程度上還受全球經濟低迷等外部因素影響。貨幣政策總量松動已經達到一定力度，應進一步靈活發揮結構性工具“精準定位”的優勢。

祝寶良認為，從2010年開始，中國一直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今年的措辭沒變化，但內涵上有新意。“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側重于減稅而不是更多地擴大支出，這樣才能減輕企業負擔，支持其去杠桿去產能。而穩健的貨幣政策，旨在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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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一帶一路”建設落實

會議指出：要抓好“一帶一路”建設落實，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抓好重大標志性工程落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政治生態迥異、利益訴求多元、國家間關系錯綜復雜。完善合作機制，包括建立多層次、多種形式的新合作機制，同時充分利用和發揮好現有雙邊、多邊合作機制的作用，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

今年“一帶一路”取得了積極進展，《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為“一帶一路”繪制了美好的藍圖框架。今年前10月，我國與沿線國家投資合作勢頭良好，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正穩步推進，一些早期收獲項目已經成形。

展望未來，共建“一帶一路”，還是要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全方位推進與沿線國家合作。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應加快構建聯通內外、安全通暢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加強和沿線國家的電力輸送、光纜通信等方面的合作。

與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方面，要推動實現相互擴大市場開放，加強海關、檢驗檢疫、過境運輸等方面的合作。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產業投資合作，共建一批經貿合作園區，帶動沿線國家增加就業、改善民生。

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與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記者趙永新、劉先云、左婭、沈小根、王珂、王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