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去產能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強大動力

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產能過剩，猶如惡性毒瘤，成為當前中國經濟最迫切需要醫治的病癥。

經濟之聲特約評論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最新發表觀點指出，去產能可以倒逼地方、行業、企業加快發展高附加值、符合產業轉型升級方向的新產業，真正依靠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推進信息化等來提升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從而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強大動力。

李佐軍：首先，本輪產能過剩具有程度重、持續時間長、行業多、騰挪空間小的特點。鋼鐵、煤炭、電解鋁、水泥、玻璃、造船、冶金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個別行業不到60%；截至2015年底，PPI已連續47個月負增長；產能過剩涉及行業不但存在于傳統產業，還蔓延到風電設備等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加入WTO前的產能過剩相比，本輪產能過剩遇到了發達國家復蘇乏力、新興經濟體經濟下行的夾擊，寄希望于國外市場消化產能過剩的空間縮小，盡管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可能難以達到以前的效果。

其次，落后產能已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巨大障礙。結構性產能過剩的大規模存在，不僅極大地浪費了資源能源，破壞了環境，惡化了資源配置，而且帶來了巨大的債務負擔，累積了經濟泡沫和經濟風險，更主要的是擋住了新興產業成長的通道，成為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攔路虎”。

再次，去產能可為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帶來新的動力。去產能雖然會帶來陣痛，但只要我們咬牙挺住，就可以除舊布新、鳳凰涅槃、獲得新生。去產能可以倒逼地方、行業、企業加快發展高附加值、符合產業轉型升級方向的新產業，真正依靠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推進信息化等來提升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從而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強大動力。

產能過剩有周期性產能過剩和結構性產能過剩兩種。周期性產能過剩有些是正常的，因為市場經濟具有周期波動的特點，會存在供給與需求信息不對稱情況，某些企業由于判斷失誤、投入過多而出現產能過剩，程度不會太重、范圍不會太寬、持續時間不會太長。而結構性產能過剩則是由于體制和模式原因而產生的大范圍、長時間的產能過剩，這種產能過剩危害更大，是我們要重點關注和解決的。本輪產能過剩部分表現為周期性產能過剩，但主要表現為結構性產能過剩。

結構性產能過剩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與工業化階段轉換有關。2000年以來，我國工業化開始進入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房地產、重化工業等行業快速發展，誘使煤炭、鋼鐵、電解鋁、水泥和平板玻璃等行業的企業按照產能的最高限來設計生產能力。但隨著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的爆發，隨著重化工業階段開始由資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進入到知識或技術密集型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煤炭、鋼鐵、電解鋁、水泥、玻璃等資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業發展的高峰期已過，于是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日益凸顯出來。

另一方面，與干部考核制度有關。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以GDP為導向的干部考核制度，GDP、工業增加值、財政收入等指標的考核權重很高，于是很多地方政府熱衷于追求對GDP貢獻較大的產業發展。在政府主導經濟體制下，即使部分行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也不會自動及時出清，而是會以種種辦法維持產能過剩，以實現GDP 的高增長。

同時，2009年推出的四萬億投資和十一大產業振興計劃等經濟刺激政策，雖然對保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對產能過剩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導致了一些本已過剩的行業出現進一步產能過剩。

李佐軍分析，去產能是一項很復雜、很艱巨的工作，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同時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李佐軍：去產能首先要發揮好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造成產能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和GDP導向干部考核制度。正因為市場化改革沒有到位，才導致企業不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律來規劃產能，而是按照行政命令來擴大產能，由此導致產能與市場需求脫節。因此，去產能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首先，要讓市場主體真正按照市場規律和市場需求組織生產；其次，要推動價格機制改革，實現生產要素價格的完全市場化，避免不合理的價格信號對產業發展帶來錯誤誘導；三是引導政府切實轉變職能，尊重市場規律，不強迫企業擴大生產規模。

但單純靠市場去產能也存在缺陷，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市場自我調節的周期太長；二是去產能帶來的失業、債務、呆壞賬等問題，僅靠市場無法解決。因此，在去產能過程中還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而要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做好如下幾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去產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的行業標準，特別是技術標準、質量標準、能耗標準、環保標準、安全標準，通過提高標準引導企業主動淘汰落后產能；再次，要制定合理的財稅、金融、土地政策，做好基本的社會保障工作；最后，要加強協調與管理，妥善處理好去產能中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

產能過剩源于粗放的發展模式，而粗放的發展模式源于干部考核制度。如果不改變干部考核制度，發展模式就不可能改變，產能過剩就不能解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提供產權保護、福利保障、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為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對干部的考核應緊緊圍繞公共服務展開，而不是主要圍繞GDP增長展開。

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就要降低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等指標的考核權重，提高生態環境、資源節約和能源效率、民生類指標的考核權重。當然這項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還有賴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

在多年經濟高速發展中，我國積累了落后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過多、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經濟風險。在所有經濟風險中，落后產能過剩尤為引人注目。有些經濟風險只有釋放才能化解，若一味防控只會累積風險，以至形成系統性風險。但有風險不可怕，只要我們正視風險，及時科學應對，就完全可以化解風險。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落后產能過剩問題，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但在淘汰落后產能過程中仍遇到了不少阻力：許多企業在找不到新出路的情況下往往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地硬撐著發展；銀行怕暴露不良資產，只好繼續向“僵尸企業”輸血；一些地方政府怕影響社會穩定，不愿淘汰落后產能；許多國企的員工怕失業，希望企業落后產能繼續運轉。

確實，淘汰落后產能會產生如下風險：首先，淘汰落后產能，如果沒有其他接續產業跟上，會導致短期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其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淘汰落后產能與形成新產能應是同步的，但在目前情況下，淘汰落后產能與形成新產能可能不同步，由此導致產業和產品可能出現斷檔。再次，地方財政收入出現下降。特別是對那些落后產能集中又缺乏現代接續產業的地區來說，淘汰落后產能，將大幅減少財政收入。還有，金融信貸風險增加，在淘汰落后產能過程中，部分企業會破產，部分生產線會被淘汰，由此引發企業資金鏈的風險，進而增加銀行信貸風險。最后，淘汰落后產能，會淘汰部分企業，導致就業崗位減少，下崗人員增加。

針對以上淘汰落后產能過程中的風險，有兩種處置思路：一種是嚴防死守，以寬松政策不斷輸血，不打破剛性兌付，不退出和重組“僵尸企業”；另一種是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打破剛性兌付，退出和重組“僵尸企業”，同時做好社會政策托底工作，將風險控制在有限范圍內。前一種方式短期好看，但長期系統性風險很大，后一種方式短期有陣痛，但長期可避免系統性風險。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按照“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提出“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風險”，這說明已明確要嘗試后一種處置思路。

如何以可控方式和節奏主動釋放淘汰落后產能中的風險？一是加強統籌規劃。淘汰落后產能涉及多個部門，各部門要加強統籌協調，制定科學的工作方案。針對不同行業進行分類處理，要把握好淘汰的節奏。二是加快培育接續產業。關鍵是加快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附加值較高、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三是深化“銀政企”協作。建立淘汰落后產能的“銀政企”合作機制，三方定期進行溝通與協調，處理好債務和呆壞賬問題。四是加大財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財政專項資金，對相關企業進行扶持。制定財稅、金融和土地等激勵政策，鼓勵企業主動淘汰落后產能。五是保障企業職工的權益。為下崗職工提供必要的經濟補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培訓力度，提升下崗職工的再就業能力，妥善安置好下崗職工。（記者 李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