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資多少才合適是個偽命題

    管理外資主要運用產業政策

    也取決于投資者判斷和能力

    規模多大間接調控難以掌控

    加入ＷＴＯ以來，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持續增長：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實際使用分別達到５２７億美元、５３５億美元、６０６億美元和７２４億美元，大大高于２００１年的４６９億美元，穩居發展中經濟體的首位。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全國新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數和實際使用外資分別比去年同期下降６．８９％和０．４７％，但仍然保持了較大規模。外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擔憂：中國利用外資是否太多？還有很多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花大量精力，用精密的計量模型，研究計算中國每年到底吸收多少外商投資才是合適的。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

    雖然中國的儲蓄余額、外匯儲備大幅度上升，“雙缺口”已經消失，按照“雙缺口”理論，似乎中國沒有必要再利用外資。但是，“雙缺口”理論不能成為我國吸收外資的理論依據。發達國家多數不存在“雙缺口”，但它們卻在大量吸收外資，發達國家是當今吸收外資的主體。參加經濟全球化，才是我國吸收外資的理論依據。

    以參加經濟全球化作為吸收外資的理論依據，并不是為了參加全球化而參加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國際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就像發展生產力本身不是目的一樣，參加經濟全球化本身也不是目的。但只有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效參加經濟全球化，才能更快地提升我國社會福利水平。

    在參加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加入了ＷＴＯ，ＷＴＯ《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以及ＷＴＯ的規則體系，成為我們必須遵守的律條。為此，我國修改了一系列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法規，不斷修改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我們每年能夠吸收多少外商中間投資，不僅取決于中國的愿望，而且取決于境外投資者對于中國投資環境的判斷和其自身的投資能力。

    就中國自身管理外商投資的手段看，除了法律手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外，主要是運用產業政策。行政手段受到市場經濟體制和ＷＴＯ規則約束，不僅越來越少，而且不能單獨對外商投資實行行政管制手段，而應主要以國民待遇原則為基礎，對內外資采取同等待遇。宏觀經濟干預手段調節投資的對象，不僅包括外商投資，而且包括所有的投資者。產業政策是管理外商投資的重要手段，但產業政策也無法控制外商投資的規模，它主要是調節外商投資的結構。我們把外商投資分為鼓勵、允許、限制、禁止四類。鼓勵和允許類的外商投資，規模到底多大，是我們無法左右的；限制類投資的流入是受我國經濟政策約束的，但我們無法決定其投資的具體數量；禁止類投資是不允許外商投資的。綜上所述，按照我國產業政策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規范，外商投資的規模到底多大，并不是我們以間接調控為主的政府干預體系能夠掌控的。

    就外國投資者而言，對中國投資多少，與其對中國綜合投資環境的判斷、自身的投資能力緊密相關。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分為市場尋求型、資源尋求型、效率尋求型、資產尋求型和政策尋求型。看中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發展前景，決定了市場尋求型投資的增長；看中中國某些資源的優勢，如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決定了資源尋求型投資的增長；看中投資后的資產整合能力和由此帶來的效率改進，決定了效率尋求型投資的增長；看中有價值的核心資產，資產尋求型投資會增加；政策尋求型投資則看中優惠政策、匯率的變動。我國即便取消對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政策尋求型的外商投資會減少，這并不能決定外商投資的規模。

    外商投資多少，受投資者能力的影響。在經濟繁榮期，跨國公司投資能力提高，我國吸收外商投資會增加；反之，在經濟衰退期，跨國公司投資能力也衰退，我國吸收的外商投資也會減少。

    我們用傳統計劃經濟的思路，以為自己能夠決定外商投資規模，在市場經濟下是行不通的。經濟學家們花費大量精力、資源，去研究一個既沒有決策參考價值，又沒有學術價值的問題，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對外經貿大學國際貿易研究學院教授  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