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2月1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新一批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措施，促進轉變政府職能、建設現代政府;部署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經驗、加快制定完善負面清單，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會議指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一年多來，圍繞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貿易便利化、金融服務業開放、完善政府監管制度等，在體制機制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創新，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黨中央、國務院已決定在更大范圍推開，推動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12月12日中國政府網)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設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由貿易區，是一年多來上海自貿區成功經驗上的總結，也是中央有關方面謀劃確定的新一輪深改方略中最重要的“一步棋”。其“落子”、“布局”高瞻遠矚，極富有戰略意義，對于今后國內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也預示性釋放出一個強烈的新信號。這一“落子”，未來預期和效果讓人期待。

    一年多以來，上海自貿區獲得了巨大的“試點”成功。一項資料顯示，上海自貿區成立一周年后，上海自貿區累計實現進出口總值7475.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5%，高出同期上海市外貿進出口總體增速2個百分點，占同期上海市進出口總值的26.4%。而除此之外，上海自貿試驗區第三方機構評估報告11月14日發布，參與評估的第三方機構中有兩家稱，自貿區的綜合滿意度超過80%。這還僅僅是“評估”和“外貿”的一兩個方面的成績單，如果算上投資創業的、金融保險的、消費的、稅收財政的等等方面取得的輝煌成績，以及現實從上海自貿區試點中獲得的諸多“成功經驗”的巨大價值，成果成就無法估量。

    上海率先“落子”自貿區，有著“全盤皆活”的決定性意義，而隨后即將拉開大幕的“廣東、天津和福建”三省份的復制跟進，其意義同樣重大、落子同樣“精當”，改革和經濟謀劃大劇同樣精彩。上海屬于華東地區，有著南北經濟支撐點、聯系點的重要功能，而廣東偏南、天津屬于經濟發展帶的華北，福建屬于東南，上海之后的廣東、福建和天津的自貿區跟進，無疑將點亮中國沿海經濟帶這一整體。形象些比喻，上海自貿區只是點亮一盞燈的話，那么，廣東、福建和天津自貿區的設置，相當于同時點亮了相互依托、南北對接的“四盞燈”。一個大上海就取得了如此大的經濟試點成就，更何況未來的“四燈齊亮”之后對整個沿海地區、國家整體經濟的輻射和帶動意義呢。

    在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戰略構想和大布局中，“四家”國內自貿區的同步推進，影響力、輻射力和帶動意義將是深遠的，對于沿海經濟和國家整體經濟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中央有關方面的“復制”自貿區的做法，是在一個最適合的時機，下了一步“最好的棋”。自貿區的深入推進和成功“復制”，更大的意義還在于對國內經濟更深層次的影響。上海自貿區是區別于以后的經濟特區模式的，不是保稅區的“2.0版”，他是承載著在市場開放、政府邊界厘清、管制放松等諸多“試點”內容的改革;更不同于主要依賴稅收、土地的“老套路”開放區模式。它不以“土地開發”為主要模式，甚至基本上不需要多少“新增土地”，它不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它是“綠色”的，是一種綜合了體制、機制、稅制、匯制、法制等方方面面的試驗田，也是一個使“巧勁”和運用“高新思維”生錢和賺錢的“高水平改革開放區”。一言以蔽之，以上海自貿區為代表的“新一代開放區”，已經與過去的舊的試點開放模式有顯著區別。

    那么，這一新的經濟模式或新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對國內其他省份和地方將形成直接的影響，乃至經濟發展思維上的沖擊。我國目前在經濟發展上面臨諸多瓶頸，已開始受到來自資源環境的諸多壓力，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凸現，經濟結構轉型吁求緊迫而現實，“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資源性)經濟模式受到拷問，經濟結構向更科學發展模式勢在必然。自貿區的“復制”，承載的可能就是一個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引領，帶動和示范給各地的就是一個如何在“不污染”或“少能耗”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騰飛。“復制”自貿區，是深化改革的又一步，日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因此要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新方式。會議還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從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構想，到“新常態”觀念的提出，是經濟穩中求進的信號，也是經濟模式向更科學、更創新、更富有活力和“更節約”方向轉變的標志。“復制”更多的自貿區，承載和釋放的正是國家經濟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如何走、如何走得更好的“新信號”。(畢曉哲)